人权标准说——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的一种新标准

文章通过对理论界几种认定期待可能性标准之缺陷的描述与剖析 ,引入了一种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的新标准———人权标准 ,并且探讨了这一标准的具体内容、价值蕴涵、理论解说和构想。     

利用ATM故障恶意取款案的法律性质辨析

Malicious withdrawal from ATM constitutes offence of theft and belongs to “theft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ase of “extremely huge amount”, according to China’s Criminal Law, the minimum statutory penalty for the accused is life imprisonment, which is undoubtedly too severe. So far as judiciaries are concerned, reflection should be made with respect to the relevan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In handling individual cases, the wisest practice for judiciaries is to refer to the provision of clause 2 of article 63 of the Criminal Law, hence submitting them to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by the Supreme Court for mitigation of penalties. Fu liqing, Ph.D graduate of Peking University (major in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is now a lecturer at Law Schoo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e once learned at Law School of Tokyo University of Japan (2004.10∼2006.9).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Make-up of the Rule of Law, Voi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ory of the Subjective Illegal Elements—Evolving with the center of intention crime. Meanwhile, he has about 40 articles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s. His recent research is in the field of theore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stitutive crime element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 on criminal law, etc.     

论抢劫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之间的关系——以孙某寻衅滋事案为切入点

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的,可能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无论是通过法益的内容、行为的客观方面还是主观方面的限定,都只是对多数情况下两罪区别的一种描述,而无法形成明确的标准。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之间存在着交叉竞合的关系,正视这一现象的存在,自觉运用竞合犯的理论处理问题,才能实现对相关行为的恰当评价和对具体案件的妥善解决。     

《刑法》中死刑的基本政策与法律适用

1997年《刑法》规定了68个适用死刑的罪名。之后,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减少了13个死刑适用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减少了9个死刑适用罪名。至今,《刑法》共有46个死刑适用罪名目前,我国的基本死刑政策总体上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其适用之所以现阶段要保留死刑,一方面是由于现实中还存在极其严重的犯罪;另一方面是死刑制度的存在既有利于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支持,具有满足人民群众安全心理需要的功能。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指坚持少杀、防止错杀。     

论刑法介入财产权保护时的考量要点

在财产权保护中,动用刑法需要以存在实质上的财产损害为前提,其中的侵害对象需要具有经济价值(也包括主观上的情感价值);而不管是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在有无财产损害问题上都要采取整体财产说来判断。单纯为了维持财产秩序不足以动用刑法。而刑法介入财产权的保护与否也无需完全依赖于民法的判断,因为民法和刑法的评价存在不同。同时,平等保护原则对于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刑法介入财产权的保护既要慎重又要积极,不能借口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和补充性而矮化刑法在财产权保护中的定位和功能。     

论过失

立足于结果无价值论的旧过失论立场,过失就是对于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与预见可能性,实务上理解的过失是注意义务违反,界定了其与旧过失论之间的关系,结果回避义务与客观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关,而作为责任要素,则应该要求对于引起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预见可能性与预见义务的违反。     

论违法性理论的应然位置

社会危害性概念与我国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社会危害性(实质违法性)被理解为犯罪的一个特征.我国现有的成立犯罪的理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四要件体系一社会危害性"双层结构,但应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置换为法益侵害的概念,并且将之理解为犯罪成立的一个阶层(违法性阶层).此外,还需要醇化构成要件的概念、析出责任阶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应改造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     

阶层体系下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区分标准：

对于唆使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者实施符合刑法分则构成要件的行为该如何具体处理，存在不同方案。一概按照间接正犯处理在定罪和量刑上存在疑问；而按照间接正犯定罪的同时按照《刑 法》第 29 条第1 款后段从重处罚，同样有一些疑问难以解决。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应该坚持实质客观 说中的支配理论，据此，应该以被唆使者是否具有对相应行为的规范意识为标准，作为成立教唆犯与间接正犯的区分标准。同时，在对规范意识的存在与否存在疑问时，则应该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以间接正犯处理。建立在不法与责任相区分基础上的阶层式体系为限制从属性说提供了前提。实务中，虽然被唆使者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即一概按照间接正犯处理的立场强势而顽固，但也已经逐渐出现接受阶层式体系的判决，值得肯定和推动。     

论军警人员抢劫行为之法定刑适用

我国《刑法》第263条作为法定刑加重情节之一规定了“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这一项,而对于真正的军警人员显示身份进行抢劫的则未加规定,理论上对此种情况如何适用法定刑认识不一。本文在比较了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之轻重后,导入了学界主流观点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并且也评介了解释论者为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所作的努力。在立法论的层面上,则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立法技术的整体完善。     

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与定位——以伪造货币罪为中心

由于立法表述不够明确,对于我国刑法第170条所规定的伪造货币罪是否要求特定目的、进而在解释上是否属于目的犯之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将直接导致对于该罪的司法认定的不同结果。不同观点之间,实际上体现的是有关本罪的法益性质的不同认识。在对本罪的法益性质难以取得有效共识的情况下,将不具行使目的的伪造行为出罪与其说是出于法益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不如说是出于刑事政策的需要。从而,在承认立法的有限理性、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本身的前提下,对于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标准,除了必须考虑该罪的法益之外,在保护法益并不明确的情况下,作为例外还必须将刑事政策作为非法定目的犯的甄别标准。同时,在法定目的犯与非法定目的犯的对应关系上,认识到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也符合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的构造和趋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