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与刑法体系之间的关联点不是风险概念,而是安全问题。政治层面与公共政策上对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导致预防成为整个刑法体系的首要目的。刑法体系在目的层面向预防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传统的刑法体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法益论的流变及困境与刑事责任根据的结构性嬗变上,也体现在教义学中其他理论(包括不法论、罪责论、实质化、因果关系与归责论、故意理论以及被害人学)的调整与重构上。风险刑法本质上是一种预防刑法。刑法的预防走向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与形式法治国构成重大的威胁。有必要在正视预防的前提之下,从现有的体系中发展出合适的控制标准,包括强化刑法内部的保障机制与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制约作用。     

刑法学研究之检讨与反思

刑法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相对成型的学科,相对于其他一些法学学科成型较早,基础比较厚实,国内外刑法学研究都是如此。因此,刑法学研究要实现根本性的突破、转型,其实非常困难。但是,这些年刑法学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一直在为此努力,确实很有     

揭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面纱——兼论持有与推定的适用规制

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行为方式中,"不能说明"要素属于该罪的消极构成要件要素.作为一种持有型犯罪,该罪同时包括两种推定一是财产来源非法性的立法推定;二是财产持有明知的司法推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身的正当性与持有和推定相关,但其最终取决于对无罪推定内涵所作的界定.持有与推定的适用涉及刑罚权的行使,因而必须严格予以规制.     

责任主义与违法性认识问题

违法性认识问题的提出,根源于绝对的知法推定的动摇。知法的推动动摇后,传统的法律错误处理规则与责任主义的冲突随之而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责任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不知法不免责的准则,并对法律错误的处理还原为刑事责任的一般问题。围绕违法性认识所引发的纷争,折射的是责任主义刑法在风险社会所遭遇的困境。各国通过对法律技术或制度的选择性运用,来求取刑法规制与责任主义之间的平衡。对我国刑法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而是构建或完善能够维护个体正义的制度技术。     

推定研究中的认识误区

当前有关推定的研究存在三个误区:在基础观念层面,将推定混同于个案性的事实推定或法律拟制;在效果界定层面,无视推定类型的多元性,而对其效果做单一的甚至错误的界定;在价值评价层面,对刑事推定的适用持毫无保留的肯定态度,轻率地认定刑事推定与无罪推定原则之间并无冲突.文章认为,推定与推理在约束力的来源与是否具有普遍的强制性上存在本质区别;不应以单一的标准抽象地区分推定与拟制;推定的法律效果具有多样性,界定其效果须考虑五个因素;刑事推定在威胁无罪推定所代表的基本内容与价值的同时,又侵犯到被告人的权利,还可能涉及立法权的实质合理性问题.     

风险分配与刑法归责：因果关系理论的反思

刑法因果关系的认定本质上是归责的判断。归责判断与风险分配有紧密的关联．因为风险如何分配，本质上涉及的是注意义务如何分配的问题。刑法中归责判断的复杂化源于规范问题的复杂化．是由规范成为归责判断中的施力点而引起的。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相比于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英美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而言     

刑事推定中的合理联系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为视角

在美国法中,合理联系标准是判断刑事推定在宪法上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它由联邦最高法院在1910年的Turnipseed案中确立.经过短暂的偏离,合理联系标准在20世纪40年代被确认为审查制定法推定有效性的首要标准.1979年的Allen案对合理联系标准的适用范围做出重大的限制,降低了该标准之于刑事推定的重要性.合理联系标准的兴起与衰落,折射的是正当程序在20世纪的美国所经历的意义流变.有必要正视合理联系标准与刑事诉讼对控方的证明要求之间是否协调的问题.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与刑法系统的开放性之间存在冲突 ,从而导致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根源于价值实践方式上的缺陷 ,与一种体系性的建构思路存在根本关联。概念性体系很难成为解决价值冲突的理想工具 ,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引入判例制度。有必要在我国构建两级法院的判例制度。     

事实与规范之间 从被害人视角对刑事实体法体系的反思

<正>一、引子:由一起"辩诉交易"案说起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案件事实很简单。2000年12月18日晚,被告人孟广虎在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北场内,因车辆争道与吊车司机王玉杰发生争执。随后,孟广虎和王玉杰等数人发生争吵。孟感到自己势单力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