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之构建

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使被害人权利遭到严重忽视,尤其在经济上难以获得充分赔偿,易于导致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建立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范畴已被世界多国选择。我国应引入社会补偿制度,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救助与补偿之间内涵与区别,明晰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的性质,构建补偿对象清晰、补偿条件明确、资金来源充裕、管理机构权威的刑事被害人社会补偿制度,以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充分保障。     

俄罗斯老鞋匠

这种全手工制作的皮鞋，没有两双是相同的，它们富有个性，针脚疏密、鞋帮深浅、鞋面弧度各不相同，有的会因主人脚型各异，有的加宽、有的突起，这些皮鞋也仿佛有了生命，若穿旧了打算丢弃，尚需要几分思量。     

本土抑或移植：代理制度的源与流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从恩典到权利的呼唤——假释制度在当代中国之完善

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假释，刑法理论界对其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恩典到权利的转变，广为肯定并接受了假释是受刑人的权利。但是我国刑事法律对假释的规定尚未走出恩典说的束缚，从而制约了假释的适用，更限制了假释功能的发挥。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刑事立法中以权利说为基础对假释制度予以完善。     

近代中国监狱官制度考论

监狱官素质决定监狱良莠。监狱官的职责不仅在于执行具体的法规、制度,而且更需要其个人的身体力行实际地起到感化囚人、启其心智的作用,以利于服刑人复归社会目的的实现。近代以来行刑理念由报应转为复归,为适应这一转变,也就必须确立近代的监狱官制度。近代中国监狱官制度的构建与实践过程,对于当下中国监狱官制度的完善仍有诸多启示。     

做好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思考

如何加强私营企业党建工作，帮助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是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笔者认为，当前私营企业党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三个方面：     

“差生”和我有个约定——第一堂课实录

开学了,我新接了一个班。接班前,就有几位老师对我说:王老师,你接下的这个班是由我们年级公认的什么也学不会的学生组成的,通称各班的大憨、二憨、三憨集合班。甚至有的领导对我说,能哄着他们不犯错误就行。我看了学生的摸底考试成绩和我带的那个班政治单科成绩相差23分,我有些焦虑。在近20年的教学实践中,我有个感觉,教师们大多喜欢成绩好、思维敏捷、老实一点的好学生。而每所学校都有很多学习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他们常常被老师忽略。但他们也有自己内在的需求,如渴望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尊重等。在对这个班同学认真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问题…     

吐曼河畔的卡帕克奇

从古至今，卡帕克都是维吾尔族人生活起居的好伙伴，几乎家家都会使用摆置；商铺和传统药店也常常挂着一排葫芦，招徕顾客。如果你到了南疆，还会发现无论是乡间的土巴扎，还是喀什有固定摊位的东巴扎，卖葫芦都能成为一门生意。而卖葫芦的人，则称为卡帕克奇。     

法律信仰问题专题研究

法律信仰是法治国家的意蕴和必由之路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所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尽管自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法学界就开始关注法律信仰问题 ,但这种关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 ,首先表现为法律信仰的危机。为什么信仰法律 ?如何信仰法律 ?怎样克服法律信仰的危机……这些依然是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中所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此 ,本刊编发华东政法学院师生的一组稿件 ,以期引起学界对于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和法治建设问题的进一步深思。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福利社会化与福利多元化理论强调福利的提供应当由社会保障不同主体分担,由此使得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非营利组织日渐彰显其重要地位。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可以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不同角度分析,而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的实现路径则具体包括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参与社会保障管理和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我国当下,为了实现非营利组织充分参与社会保障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立法明确赋予其参与的合法性基础、税收优惠与政策倾斜保证其参与的积极动因、厘清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规范非营利组织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