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实质化背景下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方法审视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需要公(监)检法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最终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的目的。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6条之规定,调查人员负有出庭作证义务。在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语义下,能够明确调查人员仅指监察调查人员。监察调查人员积极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能产生诸多实效,而实践中围绕其出庭作证身份争议颇多。为了更好地推进庭审实质化工作,应跳出对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时身份进行单一界定的藩篱,找寻一种无须过多考虑监察调查人员身份样态的作证方法配置,即以类似"证人"作证模式为主导方法,辅之以有效发挥监察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功效的身份分类实体无涉方法。     

"雪球"到"史记":《汉民族史记》中的表述结构与认同传播

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对少数民族研究的数量和经典作品都为数众多.相比起来,针对汉民族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具有极其广泛时空分布、文明成果丰富的民族来说,已有的研究并不算充分.徐杰舜教授出于学以致用的主位关照和追源溯流的学术追求,一生潜心研究汉民族并通过研究文本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明认同.《汉民族史记》是其多年研究和大量相关著作积累之后的攀峰之作,一方面延承《史记》和史学研究的传统智慧;另一方面融入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视角,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嵌套,大小结构的编织来呈现华夏文明的一体多元,揭示社会文化发展的潜在规律以及文明延续不灭的内在动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维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这些思维方法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对这些思维方法的运用不是零乱无序的,相反,他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任务,立足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当中遇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和落实治国理政新理念新举措新思想,凸显了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历史思维和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和法治思维的辩证统一性。     

关于《公共行政评论》采用结构化摘要和政策之窗的启事

为提升论文可读性和影响力,推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的互动,本刊探索新的文本展现方式。具体如下:一、结构化摘要1.从2020年第3期开始,经验研究类文章之摘要将以结构化方式呈现。2.理论探讨类论文、文献综述、短篇书评可沿用传统的无结构化摘要。3.结构化摘要分为以下四部分(总字数不超过500字):【问题】用一句话扼要介绍研究背景,即研究问题从何而来,研究问题是什么。尽量以问题形式展现,总共不超过3句话。【方法】用何种证据回答研究问题,数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分别是什么。数据并不仅限于量化数据,也包含定性资料、档案等经验证据。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为“红色代办”点赞!

在茫茫大漠戈壁、边境千里无人区,额济纳旗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创新推出“红色代办”为民服务志愿队。他们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让党旗在戈壁边境高高飘扬;他们以百姓心为心,把牧民当亲人,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本领,温暖了民心、凝聚起力量。我们为这样贴心的志愿服务队点赞!     

论作为宪法判断方法的合宪性解释

合宪性解释方法可以溯源至宪法回避及合宪性推定理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谦抑理念。普通司法层面的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极易流于形式,甚至导致“宪法泛化”,作为宪法判断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亟待发挥应有的作用。合宪性解释必须与国家权力机关主导的宪法审查模式相契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方面可以在立法解释中贯彻宪法的原则和精神进行合宪性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作出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判断。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