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高效律师,这五个技巧请收藏

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量很大,"忙"是律师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词汇。我看过很多讲授提高工作效率的书籍,其中提到的很多方法和技巧都很好,但总感觉离律师职业的工作、生活有点儿远,不太实用。经过在实践中摸索,我发现,其实律师工作效率的提高就体现在对一件件小事的用心上。以下是我总结的五个小技巧,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疫情来袭,你应该知道的几个法律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依法、科学、有序的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要知晓有关法律知识,坚守法律"底线",不造谣不传谣、不哄抬物价……配合好政府工作,共同打赢这场全民战"疫"。关于疫情防控,这些法律问题你应该了解.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三种困境与解决方法初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四门必修课之一,虽然以史学为基础,却不同于高校历史专业课,它将侧重点放在大学生历史与国情教育上。《纲要》课教学体现出了强烈的政治性,教师在教学中既要凸显思政课的属性,又要兼顾历史课的特点,将传统的历史教育纳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多种关系,例如知识性与趣味性、逻辑性与理论性、教育性与实践性等。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讲授者面临一些困境,本文试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     

为“红色代办”点赞!

在茫茫大漠戈壁、边境千里无人区,额济纳旗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创新推出“红色代办”为民服务志愿队。他们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让党旗在戈壁边境高高飘扬;他们以百姓心为心,把牧民当亲人,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本领,温暖了民心、凝聚起力量。我们为这样贴心的志愿服务队点赞!     

交易性贬值损失之赔偿

交易可优化资源分配,更好发挥物之价值,法律对物之交易价值应予保护。房屋、机动车及其他财物受损均可能产生交易性贬值损失,但我国法律未规定明确的赔偿规则,判例学说亦存在分歧。交易性贬值损失系交易价值之降低,属直接损失、附随经济损失,符合可预见规则。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中,交易性贬值损失如满足各自的构成要件即可赔偿,不应增设额外的赔偿条件。交易性贬值损失之计算,应在正确理解适用《民法典》第1184条及法发〔2009〕40号第10条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计算时点应视受害人是否将受损财物转卖及选择的评估方法而定,不应局限于某一固定的计算时点。修理过程中的以新换旧导致受害人额外获利可能引发损益相抵问题。损益相抵规则之适用,应肯认贬值损失与以新换旧之获益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并综合考虑财物受损情况、受损部分等因素。     

推动新时代广东统战工作开新局建新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党的十九大以来,广东统战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大学生精准引领目标下的多学科协同育人平台构建

新时代青年的特质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一方面,高校作为思想引领与技术创新的前线,要充分运用先进理念和前沿技术,力争精准有效地培养大学生、引领大学生;另一方面,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趋于多元化,所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要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迫切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汲取多学科营养,构建更深层、更紧密合作的多学科协同育人模式,来处理多学科杂糅的大学生综合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多学科协同育人平台(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latform,简称"i-CEP")的概念、体系架构和构建方法,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对大学生精准画像的基础上利用多学科知识对大学生进行精准施策和精准引领,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定罪研究

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口袋罪”的嫌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变得尤为复杂。借助基于2010—2019年中级以上法院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决建构的定罪模型,可更具有操作性地预测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经“危害公共安全”回归模型的预测可知,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不涉嫌适用“口袋罪”;经定罪模型预测,若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或过失,行为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隐瞒接触史、症状进入公共场所的定罪取决于如何界定罪过形式。隐瞒接触史、症状或拒不执行防控措施的故意不等于危害公共安全之故意,应根据客观方面类型化罪过形式。由于行为客观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先判断有无危害公共安全故意或过失,进而考虑能否认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无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过,再考虑评价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由于交叉竞合的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定刑大体一致,使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