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在大洲谈判中的四个杰出贡献

正地处闽赣边界黄岗山北麓的闽北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是闽赣边三年游击战争一个隐蔽战略基地,也是闽赣边国共和谈的地点。大洲谈判,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闽赣边区地区性的国共和谈,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一系列国共和谈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洲谈判对闽赣边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它不仅是闽北国共合作的里程碑,也为闽北新四军五团打造了一条从三年游击战争转入抗日战争的光辉之路。时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在大洲谈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赢“双线战役”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超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对世界经济冲击或超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直逼历史上更严重的经济大衰退,进而深刻改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化,只要我们在应对危机方面拿捏得当,就一定能避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发生迟滞的风险。     

一生六次负伤的开国中将张天云

1929年出身贫穷的张天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英勇善战,敢打必胜,深为上级器重,先后担任过团政治委员、旅长兼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归国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和总后勤部副部长等职务。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参加了鄂豫皖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随红25军长征。抗战时期,他率部参加了老山、直罗镇、东征及"反六路围攻"战役。     

知识的"一带一路"建设将迎来新局面

近些年,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知识共享互通的探索实践及互利共赢、命运与共文化基因的传承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愈来愈突显. 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力支撑.以高等教育为重要载体的人文交流是人与人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对于增进各国共识、推动区域发展,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持久性作用.     

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途径及制度建设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干部培养途径及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深入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及制度建设,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意义重大。一、延安时期党的干部培养主要途径红军到达陕北后,干部力量薄弱问题成为制约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采取了许多培养干部的有效措施。     

武夷山大安中央红军村红色经典里程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的本色,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内核与精髓。大安村,是武夷山市中央苏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中央红军村。这里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领袖方志敏率领红十军第二次入闽的会师地,革命家黄道在大安闽北苏区首府主政5年的中心地,黄立贵率领中央红七军团五十八团重返闽北苏区的所在地。     

论南梁精神的形成、特征及时代价值

南梁精神是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革命史和革命精神史的角度出发,梳理南梁精神的形成背景,阐述在党的革命精神的发展脉络中,南梁精神对之前革命精神的传承与超越,以及对党革命精神基本要素的丰富与创新,旨在凸显南梁精神的独特性,论证其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链条中的承前启后作用及时代价值。紧紧围绕南梁精神本身,通过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有助于在中共革命精神谱系中深化对南梁精神内涵、特征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