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网络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及其形成逻辑 ——基于4个地级市的调研

在民主化建设与数字化治理背景下,网络问政方兴未艾.面对问政平台上可供选择的多元问政对象,公民的选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问政对象的主观认知.在选取不同省份的四个地级市一级网络问政平台进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分别比较公民对于市级党政、纵向府际、条条块块中问政对象的选择偏好,结果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基于认知行为主义的分析进路,公民形成网络问政对象选择偏好取决于职能识辨(谁该帮我)、政治信任(谁会帮我)和权威感知(谁能帮我)等内在认知的作用,多元化的主观认知必然诱发差异化的行为偏好.透过外显的选择偏好窥探内隐的公民认知,对于党政机构进一步明确职责划分、增强政治信任、提升权威水平、改善网络问政效果具有现实意义.     

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制度需求与多层应对

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需求是伴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是智能社会治理中许多具体问题都会触及的理论假设.自1992年人工智能法律人格设想被首次提出以来,它成为理论研究、立法建议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关注的话题,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人工智能担任人类工作角色和欧洲的立法动议更促进了这一问题的讨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具有多维度的需求.既包括明确侵权责任、塑造权利能力等具体需求,也包括以构建社会治理新范式为目标的根本需求.不能简单地从概念上直接排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的可能性,也不能认为授予法律人格是唯一或者更佳的解决办法.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是智能社会发展中新型治理模式的选项,以功能主义的态度来进行解释论或立法论的探讨是看待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的正确视角,可以分别按照财产、类推适用代理、借用公司或财产法人、设立新的法律主体等方式回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问题和挑战.即便不设立新的法律人格,在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合同缔约程序、代理关系认定等方面也需要作出必要的补充规定.     

党员大视野

新一代人工智能将围绕五大方向攻关科技部日前正式发布关于对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经济参考报》发文介绍,本次征求意见的总体目标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领跑两步走战略,围绕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基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创新应用四个层面构筑知识群、技术群和产品群的生态环境,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工智能成为智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浅议《合同法》框架下的智能合约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能够自动履行合同义务的新型合同,因其具备"自动履行"和"去中心化"等优势,故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提高合同运行效率,但也导致了智能合约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合同制度的订立规则、生效要件和救济方式等问题。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运行过程,通过对合同法理论的解释使智能合约与合同制度相契合;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原理与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修正,使智能合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依靠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人才支撑、人才引领的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创新,支持各类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央有关部门会议明确,要健全完善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就是要以推动人才创新创业为核心,进一步强化人才资源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健全完善新时代推动人才发展的治理构架.     

文科高校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框架建构与教学实践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是新时代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培养卓越、拔尖人才的重要路径与改革突破口,但在实践中二者相互割裂的"二张皮"现象较为严重。文科高校本科教育面临着"专创融合"的特殊难题,但相关实证研究成果颇为缺乏。在"专创融合"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应然命题的背景下,西南政法大学为化解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难题进行了探索,其所建构的"专创融合"框架、实践举措、激励机制与制度安排为文科高校尤其是政法高校本科教育的"专创融合"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模式、路径、机制、方法与经验。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