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受害人司法保护问题探析

涉众型金融犯罪作为危害经济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目前已成为我国司法部门、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保护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已然成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之一。应完善我国司法机关对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中受害人的现有保护措施,并在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构建检察机关通过灵活运用公诉权对受害人的特殊保护机制。     

在监管中吸纳:官办社团参与城市管理的系统分析——以A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组织为例

针对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吸纳型监管模式,可以从政治系统论视角进行分析.从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来看,吸纳型监管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式的监管内涵,它来源于作为执行输出端的政府职能的折冲,服务于作为支持输入端的政府信任提升,体现出政府存在的需求输入及反馈社会的输出性结果.从监管型国家建设目标来看,以城管执法和官办社团开展的城市吸纳型监管新模式,不等同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难以达到提升监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其根源是在城市管理存在政治争议而未经利益博弈的情况下,行政机构的主观性监管很难在管理效率和政治正确之间取得平衡.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前端和其他环节嵌入公共参与和公共协商机制,构建协商治理平台,增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政治基础.     

警务活动中调动型谋略运用研究

调动型谋略,就是利用各种因素和条件,调动对方向有利于警方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谋略。表现形式主要有:欲取姑予,欲擒故纵;打草惊蛇,引蛇出洞;调虎离山,上屋抽梯等。     

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     

中国稳健型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与应然

西式民主对经济、文化及社会同质性要求严苛,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政府层级过多不仅是社会盛产潜规则的关键和政府不善管理细节的病根,而且加剧了压力型体制,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法治建设,精简层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既不成熟也不均衡,过于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会加剧社会分化与不公。中国须建立强政府,强政府的关键在廉能:既要提升监督主体的独立性、责任性以及被监督对象活动的公开性,也要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提升执行力。此外,还应完善一元多级的立法体系,实行大国治理小国化;采用户代表评分制,强化人民对公权力的制约。     

“美丽乡村”建设的凌海经验

辽宁省凌海市"美丽乡村"建设对实施美丽凌海、文明凌海、法治凌海、创业凌海、幸福凌海"五大战略"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点、乡村特色的生态保护型、城郊集约型、综合治理型、文化传承型、休闲旅游型美丽凌海建设"五种模式",使农村环境由"脏乱差"变成了今天的"洁齐美"。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诚信之美、向善之美、奉献之美、担当之美成为凌海品牌且蔚然成风,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打造了农村精神文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校的路径选择

党校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主阵地、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中应率先实践、当好表率,更要履行好自身职责,在推动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发挥"助推手"作用,为此,尉犁县委党校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突出学习的基础地位,努力建设学习型党校;突出服务的职能定位,努力建设服务型党校;突出创新的内在动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党校;创新活动形式,营造健康向上的和谐校园环境,着力开创党校各项事业新局面。     

家庭农场发展中的政府“亲善型”干预探析

我国成功的典型家庭农场模式的发展表明,政府在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财政补贴、行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形成了对市场的"亲善型"介入与干预,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这种干预自有其经济学上的理论依据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支撑,是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多重风险性、土地的社会政治属性等提出的必然要求。家庭农场发展中的政府"亲善型"干预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命题,启示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可作机械的理解。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两种机制配置资源效率相等的那一点上,只要能提供更高的效率,政府应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同时政府应尽力承担改革的成本。     

文明复兴与文化执政——论执政党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文化承担

“文明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规定性”条件,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延续“以文化代宗教”的中华文明秩序机理.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关键则在于其文明精髓的复兴;考虑到“以文化代宗教”是中华文明秩序的精核所在,中国的文明精髓只能在自己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寻找.作为“全涉型”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跨阶层、跨地区、跨行业的国家组织体系,实现了“后帝制—后儒家”时代的行政整合;但能否有效实现文化整合,关键在于能否在新时期形成国民认同、社会认许和国际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推进“文化执政”,执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文化整合,进而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促进中华文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