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贿赂犯罪研究

贿赂犯罪作为职务犯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犯罪现象,严重的侵蚀国家的健康机体。美国在惩治贿赂犯罪方面,无论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都有其独特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立法以及司法的有关规定,为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模式提供有益帮助。     

关于我国法人犯罪理论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刑法立法中,始终否定法人犯罪,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法人犯罪的现象不断发生,并且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引起法学界以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笔者就我国法人犯罪理论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谈点浅见。     

对国际私法中法律规避问题的一点理解

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是一个古老的制度,本文主要讨论了法律规避的概念及性质、构成要件;比较了各国关于法律规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对法律规避的对象和法律规避的效力这两个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法律规避的对象应包括外国法和内国法,而法律规避效力则分三种情况,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国家立法支持。     

炸弹盗窃与正当性辩护理由

发生在以色列的一起意图行窃 ,却因将装有定时炸弹的背包带离闹市而无意中避免了一场足以引起严重损害后果的“炸弹盗窃案” ,充分展现了“原因论”与“行为论”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正当性辩护理由解释理论的冲突。在本案中 ,基于对这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以及公众对于此类行为认识的考察 ,行为论无疑更具说服力———无意识实施的正当行为理应成立辩护理由 ,也就是说应将类似情况作为未遂犯罪 ,相应减轻刑事责任。     

浅议权利冲突——以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为例

这些年有关隐私权与新闻自由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多,如《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杨沫的初恋》事件,刘晓庆游灯会拒绝记者拍照,歌手高枫私人电话遭人窃听并在电台现场直播,香港艺人钟欣彤被偷拍事件等,说明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实际上,以此现象为代表的权利冲突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讨论权利冲突问题颇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中国国际法心态的构成因素

中国的国际法观念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自身状况和国际社会环境互构的心理映射,是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法局面与中国自身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各实践环节,最终形成心理的认知和判断。中国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国际法自身大国强权与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预期加强中国的国际法立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对国际法实施的监督、国际司法的积极程度,必须改善国际法心态,其途径则是强化中国国际法律知识积淀、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北大核心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     

作为公物的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公共数据资源在本质属性、价值特征、形成机制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资本经济形态孕育的所有权制度难以有效支撑此种新型资源使用规则的构建,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数据资源具有的非竞争性和可重复利用性特征与所有权的排他性本质间存在根本性的抵触。相较之下,将公共数据资源界定为公物更符合其本质,以公物制度为依托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在价值层面有助于促进实现公共数据资源所承载的公用目的和公共利益,激励社会围绕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形成广泛的共享合作关系;在制度层面则有助于根除当前立法的碎片化、文件化弊端,使我国公共数据资源使用规则的构建依循法律的逻辑进路开展。     

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转换与立场定位

随着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转换,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立场定位也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既是资本输入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又是法治水平很低的转型期发展中大国。根据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念和权力地位相互结合的考量,中国不应坚持片面强调东道国主权的传统国际经济新秩序式的国际投资法立场,也不应坚持片面强调投资者权益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式的国际投资法立场,而应采取审慎平衡保护母国及其投资者权益与东道国及其公共利益的国际投资法立场。中国必须在国内层面努力走向法治和善治,并应在国际层面推动国际投资法走向国际法治和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