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改革要“有规矩地闯”

<正>如果说,过去的基层改革允许"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现在的改革更多带着"导航勘探"的特点。改革者要保持"闯"的劲儿,但也要尽量避免妄动。盘根错节的关系、错综复杂的利益,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提高的内在要求,给基层改革者带来不小压力。如果说,过去的改革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烙印,也会有"率先试点"的政策优势,那么今天的改革更像是"配备导航的勘     

论保险免责条款的认定标准

免责条款是确定保险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但我国《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其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有着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和灵活多变的位置,科学界定其实质内涵,是保险契约法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此,需要在协调法律规范的冲突基础上,从功能性评价、重要性评价及因果关系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建构。     

论“特别残忍手段”——以《刑法修正案(八)》新增条款为研究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第2款将"特别残忍手段"作为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人是否适用死刑的必要条件,但"特别残忍手段"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的理解和适用并不统一,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亟待正本清源。"特别残忍手段"不仅意味着恶意增加受害人的痛苦时间和程度,更重要的是具备反人类、反伦理和反文明的特性。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

保险合同法可以体系化地解读为意思自治、给付均衡与合理期待三个核心原则的组合。立法者希望籍说明义务来消减信息不对称,贯彻意思自治。但在建构制度规范时,并未考虑信息传送方的履行成本,对信息接收方的识别成本与关注焦点也存在认识误区。这种过度理想化的设计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立法应废止实质性的明确说明义务,代之以形式化的信息提供义务。对于意思自治的不足,可以通过提升给付均衡度和更有效保障被保险人对获取保险产品的合理期待加以填补。     

数据信息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探析

数据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客体有可能成为著作权和商业秘密保护的对象,但特定情形下的数据信息由于既不具备著作权法所要求的作品的“独创性”,又不具备商业秘密所要求的“秘密性”,则难以通过著作权或商业秘密进行保护.对数据信息不享有法定权利并不意味着其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若事实上造成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的后果时,可以考虑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     

论暂行立法的规制

暂行立法是相对于正式立法而言的特殊立法形式,虽然其长期游离于正式立法体制之外,但却广泛存在于各级立法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暂行立法在我国法治建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立法目的不明确、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凸显。通过明确立法目的、消除立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完善立法技术等措施来规制暂行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提高立法质量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新湖农场多种形式 学习《特别规定》

正最近,农六师新湖农场工会女工委和妇联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学习和宣传。一是各级工会女工委积极响应,加大宣传力度。二是结合"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活动,为女职工讲解《特别规定》的相关知识,实打实地解决职工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三是与普法宣传教育相结合,把《规定》纳入工会"六五"普法     

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以“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为中心的分析

外国投资者援引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第三方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个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的问题看法不一,而理论界亦存在激烈争论,并直接导致新近国际投资条约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限定。近期我国首次被外国投资者诉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其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必将是我国应对的首个重大问题。我国未来缔约实践中应当对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     

公司章程越权条款研究——以强制股东转让股权条款为样本

本文将强制股东转让股权条款定性为公司章程中的越权条款。从内容上看,越权条款涉及的是股东的个人事项而非公司内部事项,限制了股东个人利益;从性质上看,因其超出了公司法赋予公司章程的权力范围,不具有公司章程的自治规范性质,即使依资本多数决原则通过,仍然不能产生章程性质的约束力。但经公司部分股东同意的越权条款若具有股权转让合同的要素,则可以依据合同原理对同意股东产生约束力。因此,可将公司章程中的条款区分为章程性质的条款与合同性质的越权条款两类,区分的标准是规范的事项是否属于公司内部事项、是否限制了股东等他人利益;它们的生效判断遵循不同原理,前者依据资本多数决原则,后者依据合意原则;前者的约束对象具有法定性,后者的约束对象仅限于同意股东。司法者要以包容的心态、理性的方法、柔性的方式审查公司章程中的越权条款,做到既要维护章程的自治规范性质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权威性;也要从公司章程的现实状况出发,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规范,妥善认定争议条款性质,兼顾各方利益。     

行政授权立法的正当性困局及解决之道

行政授权立法产生伊始,由于其自身先天的缺陷加之各国体制的局限,始终没能走出正当性的困境,为此世界各国通过制度设计围绕行政授权立法进行法律控制。中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长久以来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需要加强对其进行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扩大公众监督范围;同时,还要修改《立法法》相关条款,以完善我国行政授权立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