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完善新时代首都海外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体系建设

人才是国家创新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第一战略资源。海外人才归国创新创业是全球化背景下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来京创新创业的海外人才是首都人才队伍的关键力量,海外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首都北京海外创新创业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建设更加积极、开放、高效的首都海外创新创业人才服务体系,提升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公共服务水平。     

精准施策 持续发力 高质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近年来,泾源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紧扣“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14%,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区块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相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目前,江苏省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企业共有20家,其中苏州市占有6家,有4家来自相城。早在2017年初,相城区就着手在苏州高铁新城布局区块链技术研发及产业发展,并在核心技术研发、专业人才培养、应用场景开发、产业孵化培育等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为苏州更高质量发展区块链产业作了探索和实践。先行布局赢发展先机2017年初,相城区与同济大学签约共建苏州同济区块链研究院,这是国内第一个校地合作的区块链研究院。此后,成立专门孵化和培育区块链创业企业的“链谷”孵化器,引导应用场景挖掘,推动技术成果转化,提供政策指引、项目资源对接、项目投融资等综合服务。     

"社会政策时代"智库的价值、影响机制与体系建构

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制定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社会政策是政府治理的关键任务。智库作为"知识"的代表,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角色定位—影响机制分析—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看,智库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包括决策咨询的"外脑"、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以及社会管理的"监督者"等;基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智库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环节。构建适应社会管理发展需要的智库体系,亟待营造有利于智库建设的制度环境、保障智库研究经费的多元化和提升智库影响社会政策的能力水平。     

聚焦云南

云南高技能人才总量达108万人近年来,云南省不断健全政策体系,加强新时期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技能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截至目前,全省已拥有“万人计划”首席技师315名。云南省各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在自主创新方面围绕一线生产需要开展了2080项技术革新、技术攻关,解决了生产一线1757项关键技术难题。     

英语教育的劳动市场回报及英语教育政策调整 —— 基于 2016年问卷调查数据

中国的英语教育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英语教育,如此巨额的投入所带来的劳动市场回报值得关注。英语教育的劳动市场回报可以分为人力资本投入回报和信号作用回报。研究发现,英语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越多,工资收入越高,是为英语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回报的证据。但在工作中很少用到英语的人,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其工资也有显著影响,反映了英语教育具有信号作用的功能。调查显示,英语教育的信号作用是英语教育劳动市场回报的主要方面。因此,中国的英语教育有过度教育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之嫌,建议及时调整国家的英语教育政策。     

冯晓青教授

冯晓青教授,1966年生于湖南长沙,1988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工商大学;199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双学士学位,2003年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法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经天学者”荣誉教授,甘肃政法大学文翰学者特聘教授,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兼职律师,北京环世知识产权诉讼研究院院长等,冯晓青教授曾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4)、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2013)、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1999)、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6年)、北京市优秀教师(2016)、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8)、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等荣誉称号。     

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

推进税收治理路径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型,不仅应当加快税收整体的立法,还应当增强法条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以法治理念规范税收政策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的实践检讨与困局突围,可作为研究此宏大命题的制度缩影。当下,个人所得认定的立法文本内容空洞,且规范逻辑存在缺漏,致使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权力向行政机关下移,后者以政策为据主导着所得认定的实践。该现象的产生虽是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导向的结果,但却是应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政策主导的税收治理模式背离此次税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应当转向"法律之治"。具体而言,应以课税要件明确性为目标,在立法中完善所得认定的基础性规则,并以正当程序理念重构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限制财政部门的肆意裁量,确保政策目标服务于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