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

传统公共产品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其研究也主要是以"霸权稳定论"为逻辑基础,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与维护中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可以为国际安全及地区安全保驾护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霸权供给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寄生"逻辑,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上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更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产品"或是一种私人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依霸权而生的主体性行为非但维护不了霸权式供给模式的有效性,还极易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出现供给缺失,或干扰其他供给模式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当前这种霸权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多极化实践活动的思维需求,在多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急需处理好"主体性与共生性矛盾统一的问题"。而"共生"思维则既看到了关系间的互斥性也看到了其互利性,"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共生安全意味着安全的目标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和平"走向"公平""正义"。在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需要在规范和实践上改革和创新供给产品和供给体系,在建制、改制、创制上与时俱进,填补供给缺位问题,最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局面。     

论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创新是增强政府活力、提升政府能力的有力杠杆,是促进政府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服务型政府是在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提出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管理理念。构建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对政府创新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创新发展的必然方向。只有通过政府创新,才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才能最终建成服务型政府。一、政府创新与服务型政府的概念阐释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可以说各种能提…     

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

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基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自主治理”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在其治理过程中很难阻止搭便车现象的发生。同国际层面气候谈判的滞缓进展相比,跨国城市网络以一种更为灵活的自主组织性行动来克服全球气候政治中的"集体行动困境"。本文通过引入公共经济学中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CP)为例,分析跨国城市网络在气候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即跨国城市网络主要通过多中心治理模式(低授权性、高包容性、公共产品易私有化性、网络杠杆性)和社会资本网络化(高社会资本性、网络知识共同体、内部基准治理),实现了在外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网络内部的有效激励、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同时促进了网络合作联盟的不断扩大,为气候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提供了新的动力。     

试谈公共危机管理

正如何对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实施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中,政府以其权威、资源的优越性和职能内容、职能属性理所当然成为管理主体。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随着现代公共危机事件的日益复杂化,单纯依靠政府应对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过去。从各国政府危机管理案例中可以看到行为失范、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供给不     

私人安保公司：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的新主体

近年来，东南亚海上私人安保公司悄然兴起。其参与东南亚海上安全治理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变化、海上安全供给与需求的鸿沟、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安全部门改革所共同驱动的结果。海峡和港口是私人安保公司重点参与的治理区域，在马六甲海峡，尽管私人安保公司挑战了国家主权，但其能有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在短期内已得到国家“默许”；而印尼勿拉湾港口是一种多主体参与治理的安全系统，私人安保公司与其他行为体竞争，反而导致港口不安全。相比较而言，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具有隐秘性强、与国家关系复杂、规制难及趋利性等共性；而不同的参与模式与作用则反映了二者的差异性。当前，中国要进一步挖掘海上私人安保的潜力，并做好相应的规制；要重视利用私人安保公司在海峡和港口安全治理中的共性与差异，鼓励中国与东南亚私人安保公司发展战略合作，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安全治理转型的历史分析与趋势展望

冷战对亚洲安全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助推美国在亚洲安全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由此形成支离破碎、犬牙交错的地缘安全格局，迟滞地区国家探索亚洲安全治理的进程，导致多种安全观剧烈碰撞、相互影响并复杂互动，使亚洲形成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为世界走向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分析，亚洲安全治理主要存在美国主导的亚洲安全治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安全观及其实践，各种类型的安全治理在现实中并存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当今亚洲复杂多元的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在积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探索安全治理新模式、强化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周边难点热点问题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亚洲安全架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引，积极推动新安全观同地区各方安全理念和治理模式对接，推进亚洲地区安全架构建设，深化同有关国家的互信合作，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促进亚太安全治理和推动亚太安全新格局的构建中承担更大责任，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构建中的私营安保公司研究

国际私营安保市场已形成政府、国际组织、产业和社会代表多方参与的国际治理架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安全产品市场化结构比较单一，提供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这种“唯一性”致使“发展中国家式”的国际安全领域产业基础供给与“发达国家式”的海外安全需求间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目前，中国私营安保服务公司面临安保服务频次急剧增加、安保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安保服务内容日趋专业等较好发展机遇；但同时由于中国安保服务公司成立时间较晚，也存在一些发展上的问题。“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既要外交保护、领事保护、执法保护；同时也需要私营安保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支持参与。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理解和设计中国海外私营安保的发展，遵从私营安全领域的国际运行规则，着力推动中国海外安全保护治理体系结构的顶层设计，加快境外安保市场化改革步伐，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企业参与、社会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构建“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可重点根据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特点、，丰富方式，充分发挥私营安保公司在风险评估、情报支持、后勤支援、现场保护、安全培训、战略咨询与设计、紧急撤退和紧急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共生型网络:跨域合作治理的新框架——基于亚洲区域合作视角

21世纪"复杂性社会"带来的挑战及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已经引发了区域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存在地缘政治和同源文化关联的跨域行政主体之间普遍化的区域效应和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于国际依赖与交往超过任何时代的新亚洲各国而言,其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而且愈来愈依赖于它与周遭国际区域环境的互动关联。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政府联盟态势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为亚洲区域公共治理架构起趋近成熟的合作格局,合作格局的深化对跨域各主体合作理念的选择和实践模式建构提出了现实要求。基于共生型网络框架同跨域公共行政主体间具有关联一致性的逻辑前提,将生物学种群生物进化的共生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网络化治理相结合,通过解释亚洲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共生网络内涵特征及目标属性,阐释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与共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和相互作用,分析共生型网络合作模式的构建思路,进而提出以"共生型网络"为核心概念的亚洲区域治理的新理论框架和新机制。     

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论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意义、内涵与挑战

2018年以来,中美经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中美关系质变的背景下构建中美经济关系的"新范式",成为事关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的关键。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经济逻辑体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中美两国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的总体格局难以为继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应当看到三个不变,即中美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中大国协调的必要性没有变。因此,在诸多领域的中美协调与合作仍将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确立中美经济关系"新范式"的宗旨在于以双边经贸利益的共生性和包容性对冲两国地缘政治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一"新范式"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竞争合作、分歧管控以及深化融合。特朗普政府的"全政府"对华竞争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对"新范式"的确立构成了挑战。对中国而言,尊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经济逻辑、解决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提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度与可预期性至关重要。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与国际经验借鉴——以韩国新村运动为例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单一,责任不清,决策不合理及资金管理混乱、滥用、挪用等问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范围、需求表达机制、科学决策机制及资金管理制度,是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路径选择。     

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共识、分歧及其逻辑

联合国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的辩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之久，但是这些辩论并未达成有关气候变化与安全的普遍性决议。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利用安全化理论来描述和解释这个过程，但是缺乏解释力和叙事的完整性。安全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忽视安全化进程中听众的能动性，因此无法对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的整个进程和结果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比较分析框架，据此对这些辩论的逐字会议记录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并提出辩论中其实存在着两种话语实践，代表着对气候变化的安全风险和应对途径的两种认知和逻辑，而不仅仅是安全化的途径和逻辑。从政策的角度看，安理会内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虽然存在有限的共识，但面临着巨大的认知差异、话语竞争和逻辑分歧，通过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决议的政治可行性较低，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合法性、普遍性和专业性的治理安排。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应维护该机制的主渠道地位，也应在安理会气候变化与安全辩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亚洲安全新格局的历史性建构*

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