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性视角下的公益与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分析

公益性是探讨政府公共性的逻辑起点,但政府行为中也包含逐利性因素,政府公共性限于特定的边界内并具有公益逐利双重性。基于优质基础教育择校政策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公共性是有边界的,政府公共性在公益性与逐利性的缺失、分离与统一中逐渐彰显。在公共性边界外,政府逐利具有合理性,但应控制在促进政府的公益性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限度内。政府公共性边界现象的政策意义在于:公益性边界的勘定遵循边界内公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逐利效率无法通过民主实现;善政不仅要遵循民主法治逻辑,还要遵循经营逻辑;应注意"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国际新闻

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左)在莫斯科与米舒斯京进行工作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批准总理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政府辞职请求,并向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提名现任联邦税务局局长米哈伊尔·米舒斯京担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夯实数字湖北建设基础

2020年1月,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奋力抢占流量风口,成为重要数据枢纽。2020年6月,湖北省出台了“数字经济13条”、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0-2022年)。湖北数字化建设优势显著。具有“九省通衢”区位优势、“科教大省”人才优势、“光芯屏端网”产业优势、“顶级节点”网络优势。     

基于中国场景的“积极政府”

"积极政府"指政府作为积极的行动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国自大禹治水传说开始,就表现出积极政府的特色。这是中国发展的优势。只是这一优势曾经为近代西方主流价值,也为历史上伴随积极政府产生的负效应所遮蔽,甚至被扭曲,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和理解。基于中国事实场景,可以充分理解"积极政府"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和相伴随的消极效应。从中国历史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看,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是必要的。只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要对积极政府以合理的角色定位,建设一个有合理边界、高效廉洁、能激发和调动全体民众积极性的"积极政府"。     

对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模式的比较研究

居家养老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方式,因为服务的便利性和人性化已逐渐纳入到老年群体的需求范围中,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是破解我国日趋尖锐的养老服务难题.鉴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阶段,面对公民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庞大需求,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现实问题.针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居家养老服务购买方面的合作现状,本研究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式,从政府购买模式以及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内在运作机制两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对不同的政府采购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其在运行环节中的优势劣势,以不断促进和改善采购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有助于政府根据实际情境和制度安排选择购买模式,最终提高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反腐败绩效：腐败治理的目标与逻辑

基于目标导向,反腐败绩效为腐败治理提供了新的概念范畴和分析视角。一项针对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力度与政府廉洁满意度二者落差明显,呈弱相关。探究其原因,与反腐败"在路上"、公众廉政预期、廉政信息公开、政策效应滞后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与反腐败力度强调投入、过程与产出不同,反腐败绩效凸现政府廉洁满意度,为腐败治理提供价值导向、度量体系和动力机制。追求政府廉洁满意度最大化,反腐败绩效的目的与腐败治理的目标具有高度的逻辑一致性。经验表明,反腐败绩效评价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应简政放权,提高廉政信息透明度;倡导社会理性,既要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也要界定公权力边界,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