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全国农村创新创业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的通知农办产[2019]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厅(局、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各有关单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需要集聚更多创新创业人才。近年来,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持续改善,一批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返乡人乡创新创业,涌现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优秀带头人,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     

新时代下合同行政监管规范路径研究

加强合同行政监管,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行政监管的生成逻辑表现为:契约正义的价值逻辑、意思自治的理论逻辑、分配正义的实践逻辑和共享共赢的时代逻辑;合同行政监管的实施面向体现为:依据位阶下调的立法面向、监管重心扩充的执法面向和公序良俗转换的司法面向;合同行政监管的规范路径在于:以提升依据位阶为必要手段、以畅通维权渠道为必备举措、以把握公序良俗为必定限度和以健全体制机制为必然要求。     

海南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研究——基于翻译服务企业和翻译行业协会视角的分析

国际语言环境建设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海南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翻译服务企业没有规范的企业资质认证体系和缺乏多元化人才与服务以及信息网络建设不完整等问题;翻译行业协会在规范企业行为、加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沟通等方面有待加强。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必须采取推动翻译服务企业专业化建设、增加多元化语言服务、实现翻译服务企业信息化以及规范行业服务行为等措施,进一步加强海南国际语言环境建设,以期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     

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程

1947年,鲁西南战役后期,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刘邓野战军的处境非常艰难。经过充分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刘邓野战军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大别山地区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重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击的战场环境下,刘邓野战军连续强行军20余天,千里跃进大别山,历尽了艰险。     

建立动力内生型乡村环境治理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既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点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遵循村民主体、激发动力的基本原则,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数据资源权属判断及司法保护路径

当前,大数据产业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一个蓬勃兴起的新产业,发展大数据也已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但涉及数据权益的立法付诸阙如,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如何为大数据产业发展打造一个有保障可预期、公平有序的法治营商环境,当前亟需构建起一个理性、明晰的数据资源权属规则。     

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法理与制度完善

2014年《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是对我国《宪法》加给政权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责的立法表达。因为《宪法》早已确定了保护环境的国家使命、基本国策,遵循宪法规定,我国其他一些单行环境法也有关于政权机关环境质量责任的规定。2014年《环境保护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政府环境质量责任是"积极责任"或"建设性责任",而非不利法律后果。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另一面就是保护环境的权力。宪法、法律在加给地方国家机关维护或提高环境质量责任的同时,也赋予它们保护环境的"建设性权力"。地方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责任主体实际上是地方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对于政府环境质量责任的履行来说,更急需做的不是设计出对政府"问责"的方案,而是加强推进地方政权机关履行保护环境"积极责任"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规划制度、环境质量目标主义指导下的总行为控制制度和以改善流域等空间环境单元环境质量为管理目标的区际环保合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