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历程

1947年,鲁西南战役后期,国民党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刘邓野战军的处境非常艰难。经过充分讨论研究,中央军委、刘邓野战军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大别山地区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重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击的战场环境下,刘邓野战军连续强行军20余天,千里跃进大别山,历尽了艰险。     

阜蒙县:“三步监督法”优化营商环境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以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切入点,通过“体验式”监督、“嵌入式”帮扶和“复合式”联动,多措并举,综合施治,为阜蒙县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发展保驾护航。“体验式”监督,筑牢为民服务“防火墙”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单一监督向深入、日常、主动监督转变,提升监督质效。     

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探论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实践背景,又是技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着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也存在着隐私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方法论问题等诸多现实难题。科学建构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互动中取得进展。     

为什么要拓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雾霾的出现、有毒有害物质的长期潜伏,使人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对自身健康的现实紧迫危险,而是转向对公众健康的重大风险上。近几年发生的五小叶槭案、云南绿孔雀案,开启了预防性公益诉讼实例化的进程。对于环境有重大风险从而影响公众健康的行为提起的公益诉讼,也理应得到法律的确认。由此可见,在环境风险背景下,拓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势在必行。于是,如何理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的内涵,如何深刻把握环境立法的价值取向,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建立动力内生型乡村环境治理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既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点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遵循村民主体、激发动力的基本原则,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公民环境权维护视域下政府的环境责任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我国公民的环境权益意识日益提升,公民环境权的维护问题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要确保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得到切实维护,亟待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政府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维护的相关制度、强化其自身的环境监管责任、加强对公民的环境权利以及环境理念教育等诸多维度找寻公民环境权维护的进路。     

下非常之功 取非常之效--《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若干措施》解读

总体目标将湖北建成让广大市场主体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和群众舒心的全国营商环境新高地。具体内容聚焦深化商事领域改革、优化政务服务功能、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提升对外开放服务水平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25项举措,制定了123项具体任务清单。主要亮点。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大国形象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