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简

辩护制度是否发达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关内容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把辩护制度作为重点改革的领域,使我国辩护制度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迈进了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司法改革部分也涉及到辩护制度的改革完善。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正外国的刑事立法体例上,自然犯被规定在刑法典中,法定犯则被规定在附属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或者特别刑法中。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于是形成了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其中,既有分别规定,也有混同规定。混同规定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形:第一,将较轻的法定犯当作较重的自在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

律师辩护从审判阶段延伸到侦查阶段是历史的发展趋势。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身份应定位为辩护人,辩护内容包括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两个方面。其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考量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和平衡。我国当前不仅应明确修订后《律师法》的效力,而且还要对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申请调查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等规定作出相应的调整或改革。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下)

<正> 五、第一审程序问题 第一审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关键阶段。第一审程序的规定是否科学、合理,关系到刑事诉讼各项原则、制度能否得以有效实施,司法公正是否得以体现。修改第一审程序,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前如何审查 世界各国关于审查起诉的作法很不一致,有的不经过预先审查程序(如日本);有的采取大陪审团审查方式(如美国部分州);有的由预审法官审查决定(如奥地利、英国);有的     

关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问题的思考

我国要不要建立判例制度,这是当前修改完善刑法过程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文章认为,建立判例制度不仅与现行法律不相抵触,而且有助于弥补立法的空白和不明确之处;有助于统一执行标准;有助于加强判决的适时性;有助于立法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加强法制的公开性、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关于如何建立我国的判例制度,文章指出,我国不能走英美判例法的道路,而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借鉴外国的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和需要的判例制度。判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将处于从属地位;创制判例的主体只限于最高审判机关;创制判例必须严格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     

刑事诉讼法修改刍议(上)

<正>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现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认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有利于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15年来刑事诉讼法实施的经验教训,切实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还应当注意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与世界各国适当地接轨。 一、管辖问题     

叶剑英与高雷橡胶业的开拓

1951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要求从1952年至1957年,以最快的速度,在广东、广西植胶树500万亩,其中400万亩应在1954年完成,并确定此事由陈云副总理主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指挥。从此,叶剑英同志与华南橡胶业的开拓结下了不解之缘。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几点体会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几点体会陈光中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结构体系的设想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结构体系的设想陈光中（教授）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如何把握好这次立法的大好时机，在促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前进一大步，这是法学界、立法界和司法界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四十年(上)

今年十月一日,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四十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交流法学研究成果,特全文刊登我校陈光中、张晋藩、巫昌祯三位教授各自为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主编的《中国法学四十年》一书撰写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