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值班律师的准辩护人化

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应当着眼于解决值班律师制度面临的实践问题。我国值班律师面临着履职规定不完善、配套机制不健全和程序参与形式化三大问题。如果值班律师像辩护人一样以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为唯一履职目标,则更有助于解决这些实践问题;同时,值班律师的定位中也应具有法律帮助者的应急保障色彩。因此,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是“准辩护人”,即在保留“法律帮助者”应急性的基础上,赋予其辩护人的权利和职责。     

案例指导制度建构中的问题

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和物质基础是案例,案例不应局限于裁判文书,而应包括指导性裁判、裁判要旨、法理解析这一有机整体。案例指导制度应定位于＂准司法解释＂,以其明确的针对性、实践性、时效性等特点,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     

论个人信息主体同意的私法性质与规范适用——兼论《民法典》上同意的非统一性

个人信息主体同意通常属于准法律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具有意思表示属性。当存在对价关系时，同意构成“承诺式同意”，合同关系与个人信息处理关系并存，数据交易的双重结构由此展开。作为准法律行为的同意能否参照适用法律行为规则，应结合特定利益状态进行判断。平台经营者与用户之间的不平等状态与格式条款提供方与相对方之间的关系类似，因此隐私政策、服务协议可以参照适用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的格式条款规则。具有意思表示属性的同意则同时受到法律行为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双重规范。在民法典时代，法律人应克制体系化冲动，承认同意理论的非统一性，避免为了追求形式美感而忽视复杂规范框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董事谨慎义务：从信义法回归

谨慎是注意之一部。董事谨慎义务的实质是要求董事在知情的基础上行事，保证决策过程中行为方式的质量。在英美法中，董事谨慎义务应属普通法上的义务，与所谓信义关系并无内在联系。董事谨慎义务可以融入合同法以及侵权法。将董事谨慎义务纳入所谓独立的信义法并以各种衡平救济措施严格执行实不妥当。民法法域处理董事与公司关系的方式与英美衡平法大不相同，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尤然。鉴于我国的既有法律资源和体系，我国《公司法》的董事谨慎义务应当从信义法回归到民法规则和原则。     

美国与欧盟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的制度建设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局势的走 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冷战后十年不到时间里，美国和欧盟共发布了三个重要文件来规范双边 关系。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准区域间关系具有综合性、互惠性、开放性、多元性的特点，所追求的区域 效用包括平衡权力、强化认同、共享利益和建设制度四个方面。而双方准区域间制度建设的成果包 括政治磋商机制、经济一体化进程和民间对话机制三方面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准公共物品供给视阈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完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转型;“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应进一步突破分工边界、实施产业链协同转型,构建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数字化准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以企业为主体供给数字化准公共物品,易陷入反垄断规制、信息有效共享、降低短期成本的“三难困境”。政府可以通过识别行业细分差异、筛选核心企业、审慎监管融合创新等服务式管理手段,帮助制造业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的瓶颈期。     

测谎技术的科学基础对测谎结论证据可能性的影响

测谎技术的“准科学属性”来源于其原理层面的经验科学属性，它和笔迹证据、精神病鏊定、催眠证据等其他经验型科学证据一样，具有强烈依赖检验主体的专业经验和主观判断的共同特征，这与实验型科学证据的可检验性特征显著不同。可利用数学中的概率来表达测谎结论的证据可能性，以此全面描述测谎技术影响其证据可能的构成因素。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不具备接纳测谎结论成为证据的知识条件和法律条件，因而测谎技术的运用只能是一种低阶的“线索型”。     

把握调查研究的“准全深实”

机关的调查研究不同于搞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写文章、做学问,而是要服务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科学决策、推动工作、解决问题,这就决定了其体裁与结构、思维与逻辑、文风与语言的特殊性,必须围绕选题准、调查全、研究深、撰写实等方面提高调研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