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高校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管理探析

推进高校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管理,对于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当前高校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管理还存在着缺乏"下"的社会基因、缺乏"下"的责任担当、缺乏"下"的科学体系和缺乏"下"的配套机制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制度设计,让干部"下有氛围";准确识别干部,让干部"下之有据";严格工作流程,让干部"下有规范";加强后续管理,让干部"下有可为";落实工作责任能上能下,让干部"应下必下"。     

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几个问题探讨

在技术驱动和公共管理职能转变的需求下,公共领域算法决策得到广泛应用,其在管理职能和方式中的独特性是规则调整的前提。算法决策同公共权力的结合,使得技术发展无法中立,且在机会平等表象下可能造成对权力秩序的冲击和对个体权利的侵害。传统的法学调整方法面临分散的个体发展同民主秩序稳定、风险预测与因果关系、权力赋予与权利保障等矛盾的协调问题。公共领域算法决策的法律规制必须在算法系统、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评估标准层面进行引导。     

新加坡"佛系抗疫"的策略及特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加坡政府采用了与国际社会相当不同的"佛系抗疫"策略,是其在独特的地缘、历史和政治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精心选择,核心是实现尽可能"保经济发展,稳社会秩序",以科学证据为基础,循证抗疫.新加坡的抗疫策略总结起来就是"外松内紧,可防可控"."外松"表现为所有措施都以尽可能不打乱商业和生活秩序,不影响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不大规模地进行社区隔离、不叫停大型商业和社会聚集活动、不停课、不停学."内紧"表现为进行有步骤的精细化管理,以事后纠错为主.尽管国情完全不同,新加坡抗疫策略对当前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如何循序渐进恢复经济生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及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莉教授

张莉教授,辽宁铁岭人,1964年3月出生,毕业于辽宁大学法律系。现为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律实务系教授、三级警监,兼任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研究会及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张莉教授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理论与实务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教33年来,先后承担省内公安专业证书班学历教育、公安在职人员培训、司法所在职人员培训以及学院高职班和成人本科班等各类教育的教学与培训工作。她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爱岗敬业,教书育人。     

春天已至,未来可期

作为一座有着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疫情防控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从1月20曰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上海依旧有序、从容。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市委市政府紧密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采取精细化人性化管理,以最大决心、最严举措、最大努力做好疫情防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稳定。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逆行的白衣战士、道口执勤的民警、无数个社区干部与物业保安,以及拎得清、摒得牢的千万市民,他们的坚守与担当,温情与善意,构筑起坚实的“上海堡垒”。     

新冠疫情下对野生动物管理法制的反思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再遭口诛笔伐,笔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于文轩教授。他认为,这次疫情可悲地反映了人们在“非典”17年之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在野生动物利用方面一错再错,同时也暴露出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技职场中女性的职业处境与性别管理——以IT女性程序员为例的质性分析

本研究将16位正在从事IT程序员工作的女性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她们进行线上访谈或面对面访谈,了解IT女性程序员的职业处境与应对策略,并进一步探究科技职场中对自身的性别管理。研究发现:一方面,在当前科技职场男女性别人数比例较为悬殊的背景下,传统的性别建构通过职场文化不断得到复制,并对女性在分工、升迁、加薪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以IT女性程序员为代表的科技职场中的女性为协调同时身为"女性"和"程序员"二者间的张力,依据不同场合的互动对象通过采取"性别管理"的策略或顺从或反抗地面对性别化组织文化张力。只有改变整个社会中的传统性别社会建构,科技场域中的性别化现象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