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基层公安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打击与保护问题上的冲突与调和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确立的“教育、保护、挽救”的刑事政策，对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倡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犯有盗窃罪、抢夺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于我国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层公安机关尚未完全转变执法观念，在打击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在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以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转变观念，以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为目标，做到打击与保护的有机结合，有机统一。     

罗力彦：人民的信任是对律师最高的褒奖

一位父亲,在女儿出生时便期待着成年后的她外柔内刚:既具有中国女性传统的贤淑,又具有男性的刚强;既懂得并热爱生活,又聪明充满大智慧,所以起名“力彦”。几十年过去了,这位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襁袍中的女儿不仅成为贤妻良母,充满生活的情趣,而且不让须眉,成长为出色的律师。特别是在充满碰撞,抗辩激烈的刑事辩护中,成就斐然。她就是荣获辽宁“省三八”红旗手、辽宁省文明律师、辽宁省司法行政十大女杰、大连市“三八”红旗手标兵、大连市优秀人大代表、大连市十佳杰出女性、大连市人民满意律师、全国优秀仲裁员等多项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     

宽严相济政策的模式构建与实证研判

社会作为各种主体、关系、环节及场景的复杂多元系统,决定了和谐并非自然达成的状态,而需要一系列的策略、规则与机制作为保障.刑事法治以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为规制对象,故选择何种刑事法治,对于达致社会之和谐状态具有重要影响,这在根本上是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问题.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模式通过与刑事法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共生,得以实现犯罪防控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理想平衡,因而对于刑事法治的成效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我国矿业生产安全刑事立法探析

经过多次修订,我国生产安全相关刑事立法逐步完善,但现行立法对矿山行业的风险特殊性重视不够,片面关注事故结果,对危害矿业安全行为的刑事介入度不足,并且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把矿山等高危行业明确规定为刑事打击重点,增设"危害生产安全行为罪",并充分发挥附属刑法功能,从而为我国矿业生产安全提供坚实的刑法保障.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的反思与法律完善

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实践中存在着刑事科学技术人员“自侦自鉴”、鉴定物证流转环节随意性较强、原鉴定人与重新鉴定人主体同一、复核鉴定仅对书面结论进行复核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缺失,也有鉴定人员观念上的原因,为此,应当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违法实施的程序性后果和法律监督程序等方面予以立法完善。     

刑事和解视野下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司法资源。应当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等完善现行不起诉制度的途径来落实和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实质,并应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强化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裁量不起诉权的监督等,保障不起诉职权的正确行使,最终服务于刑事和解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     

应然与实然——刑事被追诉人知情权的现状评析及其扩展

刑事被追诉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知情权(或称知悉权)是伴随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提出来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要求在诉讼构造的设计方面,努力追求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就需要强化被追诉人的防御权体系,以追求攻防的相对均衡,而知情权则是这一防御权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被追诉人知情权的规定尚存不足,需要强化并改进.对被追诉人知情权的探讨离不开对现有法律规定的分析,需要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做出评析,不仅要明确知情权,而且还要保障知情权的实现.     

现实已经发生——论我国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

地方性刑事证据规则与全国性刑事证据立法相对应,我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制定和实施刑事证据规则的试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又存在广泛的问题,其产生的动因主要是防止冤假错案,保持司法公正和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今后我国应该走全国统一刑事证据规则的道路。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