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勒庞《乌合之众》和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读介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与处置,是现代世界各国社会危机及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常态。近年来,国内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与处置,大多是从维护政治稳定,开展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的政治学视角,以及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安行政管理和危机管理角度进行的,并取得诸多理论成果和良好的实践效果。但是,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定的群体情绪和群体行为的表现,其酝酿、形成及爆发,必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在这方面,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经典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塞奇.莫斯科维奇所著《群氓的时代》,为我们开展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与处置,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论警察力量的非警务运用

从法理学角度看，警务活动系指警察主体依法履行职责的警察职务活动。非警务活动则指警察主体主动或被动参与法定职责范围之外的非警察职务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警察力量的非警务运用。非警务活动可分为禁止性非警务活动和义务性非警务活动。应当严厉禁止的是那些超越警察法定职权范围，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各类非警务活动；对于那些履行法定义务的非警务活动如紧急救助、抢险救灾和社会公益工作等则应积极参与。警察力量参与义务性非警务活动应当遵循依法规范、出警有据，区分性质、慎重使用，合理用警、讲究策略，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原则，并且需要在政策和法律上进一步加以规范。     

警察价值新探

警察实践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价值活动。从哲学层面追究,秩序、正义、自由和安全应当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警察价值,或曰终极警察价值。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能。警察是依法＂除暴安良＂、＂扶正压邪＂的正义力量。警察作为社会的法治公器,其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依法限制少数人违法犯罪的非法自由和依法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当代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国家,都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作为警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并授予其相应的权力。     

信息警务论——二十一世纪警务模式展望

文章介绍了信息警务的内涵和特点,论述了信息警务的技术、社会和专业基础,简要总结分析了信息警务的现状、作用、特点和发展趋势。     

大众传媒对警察形象的消极影响

警察组织通过加强与新闻界和文艺界的合作,运用多种传播媒介促进警民间的双向沟通,树立良好的警察形象和改善警民关系,这早已为世界各国警界所认识和采用。但大众传媒对警察形象和警民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的某些消极影响,则很少为警界人士所关注。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控制:     

论警察科技进步

一、警察科技进步的涵义 警察科学技术是警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科技进步无疑也是警察文化进步的一种物质标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新观念的产生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     

中西警察文化观念发展述略及比较研究(三)

在基本了解中西警察文化观念各自的发展脉络及内容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比较,寻找、鉴别双方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发挥我国警察文化研究的优势,借鉴西方警察文化研究的某些有益观念和方法,弥补我国警察文化研究的不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抱法处势 以法治警——法家思想与现代警察管理

法家起源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集大成于战国末期的韩非。批判地借鉴法家法、术、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对于探索和改善现代警察管理的法治制度、管理策略和权威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警察战略管理

警察战略管理,是指关于警察组织管理目标、发展方向、警务范围和资源配置等全局性、重大性、长远性问题的谋划和决策,以及实现这些谋划和决策的动态过程,即对警察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进行的管理。警察战略管理既是一个由各种具有相对次序,并且相互联系的活动所形成的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又因势而异的管理过程。它包括警察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价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阶段。警察战略管理研究致力于培育警察领导者的战略性思维,提高其战略管理能力。     

非传统治安论

非传统治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形势下,伴随国际关系格局大调整和国内社会大变革过程而产生的社会治安新问题、新形态、新观念、新战略。非传统治安问题主要包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毒品走私、网络攻击与计算机犯罪、地下经济与非法洗钱、经济金融危机与社会动乱、环境破坏、资源争夺与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人口膨胀与非法移民、流行疾病与社会稳定等问题。这些非传统治安问题具有暴力性和非暴力性交织、跨国性扩散和网络化传播、连锁性影响和迭加性威胁、潜在性积累和突然性爆发等特点。制定实施非传统治安战略应当树立科学的大治安观;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非传统治安与传统治安的关系;完善国内国际法制,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建立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政府危机管理机制;以及加强应对非传统治安问题的国际合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