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的标准与方法——以美国行政法为视角

为了保证行政官员守法,各国设计了复杂的司法审查机制并发展了相应的理论和学说.本文考察美国联邦法院在审查行政案件中发展的原则和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标准、严格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法院历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判例并发展了精深的理论.美国行政诉讼的司法经验表明,司法审查的适当力度和标准取决于诸多制度性因素,尤其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平衡.     

世界行政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而有了国家也就意味着有了行政。自人类脱离洪荒进入文明以来,行政权力对所有社会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就是民族或国家存在的象征。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显然,阿克顿的这句名言首先针对的就是     

三农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由于不能解决地方机构臃肿、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以及地方财政困境,取消农业税的税制改革难以应对“税费反弹”现象,仅仅是暂时缓解农民负担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从宪法学角度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完善地方民主与法治,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中央控制模式转向以司法为主导的权利保障模式。中央干预的目的不在于亲自解决十分具体的问题,而应指向提供解决问题的制度。     

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的名字是和他首创的“纯粹法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他同时又当之无愧地被誉为“奥地利宪政之父”。奥地利——乃至于后来整个西欧——的宪政模式，基本上是按照他的理论构想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称凯氏为“欧洲宪政之父”或许也不过分)，而他本人也一度出任过奥地利宪政法院的大法官。尽管“奥地利模式”生不逢时，诞生后不久就被法西斯政权所取代．且凯尔森最终也迫不得已流亡美国，它毕竟首创了欧洲的宪政审查模式，并且虽然走过了一大段弯路，它今天却证明几乎和美国的宪政审查模式具有同样的生命力。这篇名作是凯氏来到美洲后不久对欧洲宪政模式作出的经典阐述。迄今为止，宪政审查在世界上无非采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马歇尔大法官(C．J．Marshall)在1803年创建的“分散”审查模式，其特征是普通法院有权审查立法的合宪性。无论马歇尔大法官的论点如何雄辩有力，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对立法的司法审查在美国乃至世界宪政史上是一项开天辟地的创举。在当时，这种创制行为只有在美国才可能发生，因为那里不仅有一个在传统上受到高度尊重的司法体系，而且这一体系的顶端——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宪法中上升到和立法机构平行的地位(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司法传统更为悠久的英国直到前不久还在争论着到底要不要一部《权利法案》)。美国宪政文化的特殊性注定了司法审查体制不可能不改头换面，兢在欧洲大陆获得“本土化”。欧洲宪政必须具备适合自己体制与文化的独特模式，它体现在1920年奥地利宪法所建立的“集中”审查模式，即建立专门的“宪政法院”(Consmutional Courts)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当然，建立这种不同模式的努力不仅仅是出于历史的偶然或文化偏见。美国模式无疑是最古老的，并在修修补补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且就和大众政治的政党模式一样，起源于美国的司法审查对于社会与经济发展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古老的东西总不太可能是完美的。至少在理论上，美国式司法审查存在着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也是凯尔森认为不能照搬美国模式的原因。在本文，这位严谨的法学家从欧洲视角探讨了这些问题，并用他对奥地利宪政的切身体验说明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宪政被认为是文明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宪政的“试金石”就是。更高的法”对普通立法的控制——尤其是司法控制；没有它，国家至多只能实现普通的法治，而不可能达到它的最高阶段。就这一点来说，凯尔森的宪政理论具有相当超前的预见力——直到奥地利宪法制定后半个世纪，法国才迟疑地放弃了对司法审查的敌视态度，致使它的宪政尝试比德、奥晚了许多年，且法国对宪政审查的接受仍然是相当不彻底的，因为第五共和所建立的事前而非事后审查的独特体制带有某些根本的局限性。法国一直接受人民主权至上的理论，一度对美国的宪法审查模式不屑一顾，但最后仍然采纳了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美国宪政虽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的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相比之下，欧洲宪政却历经坎坷。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欧洲——尤其是联邦德国与奥地利——又回到了凯尔森当年提出的洞见，并经过宪政法院的不懈努力，到今天已发展出一个可以与美洲相媲美的宪政模式。阅读凯尔森从美国对奥地利宪法构想的回顾，后人不得不惊叹它和今天的运作何其相似。     

学生告老师,症结在哪里

近来,两名学生控告该校某教授上课时发表“反革命“言论,引起网上热议。其实,这个问题的是非是很简单的。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以及基本的职业道德,老师上课当然是有言     

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作为有道德、有价值、有尊严的存在，人并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在满足温饱、进入小康之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更为全面地发展人性的尊严。     

教育乱象源头在计划式管制

<正>近日,北京某地段高达32万/平米的"天价学区房"引发社会热议。人们感叹如今少年求学之艰辛,素质教育之难行,择校费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和高价学区房同出一源,根子都是义务教育的校际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城乡或不同省市之间的不平等,而是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学校之间的不平等。设想一下,假如各中小学校质量基本平等,上哪所学校都差     

从二元到合作——联邦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联邦分权模式强调中央和地方的二元分权，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各国的普遍趋势是联邦权力的不断扩张。本文主要以美国为例，论述联邦对于防止底线竞赛和保障各州平等的重要作用，探讨二元联邦主义向合作联邦主义的转变，并比较德国等其他联邦国家的分权模式。合作联邦主义模式表明，联邦国家和单一制国家的分权合作模式其实并没有本质差别。归根结底，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取决于中央统一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对中央和地方干预的成本效益分析。     

重启司法职业化改革

要提高中国司法素质和威信,只有重启司法职业化改革,让法院职能回归司法定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当前,中国改革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尤其需要对改革的大是大非和总体方向形成共识,尤其是对现代文明所要求的民主、法治等原则形成基本共识。为了提炼和凝聚共识,本文提出司法职业化的改革主张。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