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测评

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社会制度设置、城市生活环境等因素，也涉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民生保障、身份特征、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等因素。根据历年农民工社会问卷调查数据，采用24项评价指标，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进行了分类测评，结果表明，其总体融合水平达到70%以上；而且，农民工的职业融合、民生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支持的。     

摒弃地方主义凝聚抗疫共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地区的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全局观念缺位、法治思维缺场、应急能力缺失是地方主义滋生的内在根源。基于此,应当以治理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治理观念、创新治理方法、优化治理资源供给,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凝聚全社会协同抗疫的合力。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战“疫”: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街无车舟,万巷空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经过各方努力,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防控工作开展越趋有序,防控措施推进越趋迅速,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的优势并存。此次,我们将围绕治理能力、公民素质、社会心态、舆情引导、依法防控、应急管理、干部形象七个关键词,深刻剖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优势与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硬核力量

2020年庚子春节注定是不寻常的,全国人民都投入到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各行各业都在积极行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奋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党和人民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心手相牵、共克时艰。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提高政治站位。     

面对疫情“大考”,各级法院交出满意答卷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及时、从严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截至2020年2月20日,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审结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219件,涉及240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更面临着终极考验。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交出的答卷,可以看到,全国法院系统在这场大考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