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外交的全面发展——2007年的越南外交

2007年是越南多元化外交全面发展的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越南政府继续推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全方位、多元化外交空前活跃，与邻国、传统友好国家、西方国家的关系都有大幅提升。     

欧盟的功能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

本文认为,鉴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欧盟在处理与美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中应占据自己的战略空间,尤其应积极推行功能多边主义,并以共同安全替代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均势思想;应以合作政策来应对诸如环境污染、能源紧缺、社会矛盾等全球性重大挑战;应拒绝遏制政策,代之以建立在功能多边主义基础上的政策,并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和提高多边主义效率。中国优先关注国内发展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性质,它近年来的变化也使欧盟能够在某些领域与中国顺利合作,并推动了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的进步。     

论“联俄制日”外交的形成及其对《中俄密约》的影响

19世纪末，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鸿章等人秉承“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采取了“联俄制日”的外交政策，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使之彼此制约，以达到抵制日本侵略、保护自己的目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联俄制日”不仅没有达到“制日”的目的，反而被俄所利用，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为俄国扩大对华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     

"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

“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和指导中国新时期对外工作的新方针。“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思想创新的结果,同时又指导着中国外交的实践,使中国外交逐渐呈现出大国气派和崭新气象,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外交未来也面临不同程度的问题、挑战和风险。“和谐世界”观的进一步完善有待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战略界继续开拓创新。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

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为了压制蒋介石配合调停,1946年7月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部分地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针对军火禁运给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围绕着禁令的解除,美国国务院与军方展开了激烈辩论,在国际冷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务院最终同意解除对华军火禁运。     

危机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以中印危机(1959～1962)为例

在1959-1962年的中印危机中,印度国内政治扮演着一个悲情角色.官僚政治的权力之争和派系互动,使得尼赫鲁的中印危机管理战略实际上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中印边界危机事件爆发后,尼赫鲁出于维护自己国内政治地位的需要,决定公布中印两国政府间的一切信件往来,以安抚国内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从而使自己一步一步成为其反对派和右翼分子的"被绑架者"和"代言人".中印两国间的危机外交形同虚设,印度的危机管理战略只剩下强迫和军事内容,导致中印危机不断恶化.     

朝核危机管理与中国的外交抉择

本文集中探讨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以来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认为中国之所以打破常规,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主要受历史感情、经济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多重国家利益及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所驱动。在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过程中,中国排除困难,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和平与多边协商解决,反对激化矛盾,促成并主持了多轮“六方会谈”,推动有关各方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方面达成了原则协议,缓和了紧张局势,外交成就有目共睹。今后随着局势发展,中国将不断适应形势,调整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但仍将坚持半岛无核化及和平解决等原则,并将继续推进“六方会谈”。     

布什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与朝美关系的前景

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即对朝采取强硬政策，并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至此，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然而经过五轮六方会谈，美国对朝政策明显呈现缓和迹象。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且再对朝强硬下去美国对朝政策的选择范围会大为缩小；同时美国想迫使中韩因朝核试验与朝翻脸。但这种转变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转变，并非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而朝鲜希望通过拥有核武器取得美国的安全保障与外交承认。除朝鲜因素外，美朝关系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核武器是朝鲜在与美国博弈中手中唯一的筹码，如果愿望得不到满足，朝鲜也决不会放弃。美朝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但美国目前政策转向持续下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伊朗核问题不是中国的包袱

伊朗核问题再次将中国的外交推上了风口浪尖。一边是中国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美国，一边是美国的死敌、中国的朋友伊朗。美国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运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支持安理会出面干预伊朗问题。伊朗则不时地提醒中国在伊朗有重大的能源和经济利益。     

法治的尴尬

法治在理论上并且在其自身的参照系内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在实践中至今为止也没有一国彻底实现法治理想。本文分四部分论证：第一部分，法治简史，通过梳理几位着名学者对法治的理解，得出法治的一些普适性原则；第二部分，法治的内在矛盾，从第一部分得出的法治的一些普适性原则出发，论证法治本身固有的、只可调和却难以克服的四对矛盾；第三部分，试图超越，本部分主要对两种比较典型的试图解决法治矛盾的方案进行点评，并认为法治的理想难以实现；第四部分，无言结局，无言并不是不说，任何试图超越或整合法治的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都是没有理想结局的。虽然不能克服法治的内在冲突，但我们不能就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方式，彻底放弃法治。毕竟迄今为止，法治仍是治理社会、解决纠纷的最好方式，我们应该走一条申庸的道路，借助实用主义的法杖，在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两极之间行走，这样可能会得到最佳的法律秩序，而且能最接近法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