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与”保护”孰轻孰重——从秘密侦查的证据效力谈开去

长久以来,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因立法空白而处于"似是而非"的尴尬境地。不仅使侦查机关有手脚被束缚感,加大了工作量,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令人们开始质疑国家公权力的廉洁性和权威性,造成心理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2012年3月14日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再次让这个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而不负众望的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终于具备了证据的合法身份,掀开了神秘的面纱。但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秘密侦查证据的规定仅仅只有一条,且有侵害公民质证权之嫌。对此,我将在本文中予以详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域外立法的比较与分析给出完善建议。     

关于完善鉴定意见法庭质证程序的若干思考

诉讼当事人缺少专家证人的帮助、重复鉴定或多头鉴定、鉴定意见采信难是当前困扰司法鉴定的三大难题。重复鉴定或多头鉴定既是鉴定意见采信难的原因,也是鉴定意见采信难的结果,两者与诉讼当事人缺乏专业帮助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通过借鉴程序设计的相关原理,提出通过完善鉴定意见质证程序来解决司法鉴定老大难的新思路:一是完善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程序,并请专家辅助人、鉴定人来帮助当事人行使法庭质证权利,以增强当事人在法庭质证过程的作用;二是强化鉴定意见的法庭质证结果在法庭采信中的意义,弱化法官对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或实质审查的采信方式,以完善鉴定意见的法庭采信程序。     

论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以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的《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与修改,这对于提高司法鉴定的质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法官证据采信能力、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的价值.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应当通过限制法院依职权直接选任鉴定人、明确鉴定人出庭质证和对异地鉴定人出庭质证等措施加以完善.     

刑事鉴定意见的有效质证

新刑诉法中以“鉴定意见”取代原有的“鉴定结论”，反映了对该证据类型的正确认识，纠正了以往对司法鉴定终局性的错误认识。司法鉴定作为一种科学判断性的认识活动，受主客观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仍有失真的可能，需经过质证确定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关联性及真实性。文章通过分析质证现状中存在的鉴定意见开示制度不完善、鉴定人出庭率极低、质证主体缺乏质证能力等问题，结合新刑诉法中规定，提出实现鉴定意见有效质证的途径。     

证人出庭作证难与拒证心态

证人，即知道案件事实，且能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以直接或间接证实案情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他们依法提供的证言可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是审判活动中据以定案的数种证据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它的证明效力及作用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若撇开了证人证言，大部分案件的基本事实根本就无法认定，然而，作为定案依据的每一份言词证据须经庭审质证，因此，证人直接出庭作证并经当庭质证而予以确认的证言，无论是从法律意义还是从证明效力等方面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论刑事诉讼中的认证

刑事诉讼从本质上来看就是一个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识案件事实的过程 ,即证明过程。其中 ,收集证据主要是侦查阶段的任务 ,而后两项内容即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主要为审判阶段之任务 ,这两项任务之完成主要依靠庭审活动 ,庭审活动由举证、质证、认证这三个基本环节构成 ,而认证直接关系到质证后之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终局裁判。     

试议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运作

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是保证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地运作举证、质证、认证，就是本篇所要探讨的中心。在举证时，不仅要使当事人明白“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意义，法官还要引导当事人进行有效举证；在质证中，以法质证与以证质证相结合，有利于法官在认证时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坚持“──证──质──认”与分段认证合理使用，使民事审判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论鉴定结论质证的路径依赖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利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或经验对案件事实或其他证据的解读,在保证鉴定结论准确性的三条进路中,提升质证质量不失为较佳的路径依赖。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应当在当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参加的诉讼环境中引入专家辅助人和专家陪审员的参与机制,通过形成专家陪审员、专家辅助人和鉴定人三维构造的庭审质证模式使鉴定结论质量得到提升,从而保证借助鉴定结论认定事实的准确性。     

公诉人在庭审中应如何用好法定的权利

公诉人在庭审中享有宣读起诉书、举证、质证、发表公证意见、反驳、提出的异议等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当着重注意将权利用好用足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与庭审实质化

一般认为，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实现庭审实质化。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受制于“法官控权”的消极影响，被告方的质证权难以在庭审中得到充分保障，证人出庭并不必然推动庭审实质化。解决这一困境的现实选择应当是尊重法官的庭审主导权，并给予被告方与证人充分对质的机会——从“法官控权”走向“有限的控辩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