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善治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基本要素探析

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善治。善治视野下政府治理能力基本要素包括政府获得合法性能力等六个方面。认真对待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有助于解决当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     

善治视角下网络媒体的作用

善治是近年来兴起于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核心是如何达到国家与公民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最佳状态。当代中国要发展和谐社会，自然离不开善治的实现。达到善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牵涉到各种环节，而网络媒体作为时代的特色产物，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促进善治的发展和完善，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负面影响，还需要加以引导和规范。     

狠抓落实真本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管是实现“中国梦”，还是落实省委“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决策部署，关键在于狠抓落实。这既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政治品格，体现了党员干部能政善治的本事和水平。要做到狠抓落实．就必须按照“狮子型”干部的要求，着力提升八个方面的能力。     

如何从乡村治理迈向乡村善治——“全国村级治理邳州探索研讨会”观点扫描

农村治，天下兴。邳州通过强化党组织决策权谋划“做什么”，通过保障村代会议定权决定“做不做”，通过落实村委会执行权明确“谁来做”，通过完善群众监督权保证“做得好”，在村级治理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省委书记罗志军对邳州“四权”建设作出了“邳州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推广”的重要批示。6月2日，在农民日报主办的“全国村级治理邳州探索研讨会”上，来自有关部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站在理论前沿，结合邳州实践，纵论村级治理大计，为中国乡村治理探索新路。现摘其要点刊发，以飨读者。     

“善治”视域下的和谐社会建构

和谐社会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要求,表达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仍在人们的思想深处起作用。根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树立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既需要思维方式的转变,更需要通过“善治”的治理方式来达到。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有为”、“无为”与“不为”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包揽一切。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力量,共同推动城市发展。在“有为”、“无为”与“不为”之间,政府应把握合适尺度,处理好城市发展中当代与后代、规划与建设、形态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等几对关系。     

法治与善治的契合——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探讨民间习俗在基层法院审判中的合理运用

民间习俗,是一定地域内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用以划分权利义务和调解各类纠纷,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习惯和风俗。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对民间习俗是重视还是漠视,法律理论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争论。本文在调研民间习俗与制定法存在着现实冲突的基础上,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提出人民法院和法官应在推进法治进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审判能力,做到善治。在剖析民间习俗与制定法互动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文中着重探讨了民间习俗在基层法院审判中合理运用的对策。     

善治思维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改革的动能来自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改革所推动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将改变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格局,作为这场自上而下改革的主导者——政府而言,如何准确的把握改革的节奏和制度设计,合理的设定自身的角色,在创新中平稳实现社会改革的目标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善治思维的挖掘和升华,从主体的视角来寻找政府的定位,试图运用善治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引导政府改革的制度形式和目标设定。     

善治目标下我国业主委员会建设的路径选择

业主委员会作为一种新兴的社区组织受到了政府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业主委员会与政府、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关系可以有效地实现社区自治.本文指出治理论强调建立在不同利益主体方面的合作精神是核心,也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良性模式,由此构成社区发展的合力可以更好得促进业主委员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