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培训都能约定服务期吗？

案例：赵某是某机械厂的维修工,他与厂方签订了期限自2008年12月至2011年12月的劳动合同。2009年1月,双方签订《关于培训费用的协议》,约定赵某需在机械厂工作满3年,否则需返还全部培训费用及培训期间的工资。2011年11月,赵某离职。在职期间,机械厂曾安排其参加4次（合计15天）由供货商举办的培训,为其报销差旅费8662余元,培训内容为设备安装调试及日常操作。机械厂认为赵某在工作时间不满3年即离职,应自行承担培训费用,且无需支付他在培训期间的工资（共计3500元）。机械厂向某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赵某返还在职期间培训费用8662元及培训期间的工资3500元。区劳动争议仲裁委裁决驳回了机械厂的请求。     

美国实践

正USTR将知识产权作为中美重点1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表示,该机构在2014年将把知识产权再次列为对中国贸易关系的重中之重,如若需要,将不惜采取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等行动。USTR称,在投资限制、创新、知识产权、技术本地化、产业政策、电信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美国将就其中的重要问题继续与中     

《公共行政评论》书评栏目改版与征稿启事

正书评栏目是本刊的特色栏目,自推出之日起,便以服务学界同仁,评介深受广大读者好评。为更学界最新学术研究成果与经典著作为己任,一直好地服务读者和将之打造成为本刊的品牌栏目,从2015年第1期起,本刊将对书评栏目进行改版:一、改版后的书评栏目在内容上将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深度评论型文章,二是资讯评论型文章。二、深度评论型文章,除了对单本著作的评论文章外,将会特别欢迎对同一议题下的两至三本或数本著作进行深度评论的文章。该类书评文章,     

传统与超越——“社区”作为人类学基本研究单位的反思

社区作为人类学基本研究单位,在其学科方法论意义外,尚有认识论层面的局限。传统社区研究具有两个不同面向:概念研究与田野个案实践研究,二者各有局限,在人类学反思思潮中,其局限也被诟病,主要包括不同主体对社区概念的建构、社区概念的整体观问题、社区研究的类型及其地域性局限。针对上述局限,国内外人类学家尝试各种超越传统社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弥补传统社区研究范式的不足,但传统社区研究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国内要闻

正让深化改革的红利不断显现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考察调研。在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工作人员介绍,过去各部门审批专用章有109个,现在只需盖一个章。李克强赞许地说,109个章变一个章,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大动作。设立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就是要划定政府权力界限,不仅让审批流程从"拜多家庙的万里长征"变成"进一个门的指日可待",而且服务和监管都要跟上,放权于市场,让利于百姓。图为李克强在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见证过去109个审批专用章被封存。新华社供图     

免除或限制责任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格式条款在各类商业交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合同法》第39条认可了限制和免除责任格式条款的正当性,第40条规定了格式条款绝对无效的情形。这前后两个条文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和冲突,对免除或者限制责任格式条款的效力判断,涉及交易双方的权益均衡和商业风险的合理划分,对促进相关司法实践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规定之重构

司法终局性强调司法机关对纠纷作出判断后,裁判应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不能任意启动。而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当事人反复申请再审的现象普遍存在,这是导致终审不终、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当事人申请再审与司法终局性在理念上、制度上、价值实现上存在冲突,应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申请再审次数规定予以重构,以更好地发挥再审程序的功能,实现司法终局和权威。     

浅析破产撤销权——兼论我国《破产企业法》第31条、第32条之规定

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波动,目前,在许多地方法院破产案件不减反增,新破产法在实践中的操作关系到破产企业债权人最后的权益分配。破产财产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的积极性。因此,正确认识新破产法所确立的这一项法律制度,将在实践操作中更好地在债权人利益上体现矫正公平和机会公平。     

节后“裸辞”:劳动者应当心得不偿失

正"裸辞"是指没有找好下家,便不留后路、毫不含糊地立即辞职。春节过后,鉴于春节期间朋友攀比和亲友拷问等,一些劳动者为找到更加体面的工作,也为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纷纷想到辞职,可基于担心原有用人单位拒绝,便纷纷选择了"裸辞"。殊不知,此举很可能使自己得不偿失。以下案例中,也许可见一斑。"裸辞":造成损失难辞其咎【案例】由于对现有工作不满,更是希望能找到一份自己心仪     

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及代表的监管问题研究

1992年我国正式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最初外国律师事务所仅获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海口5个城市开设数量有限的代表机构。到2003年人世后．我国承诺全面取消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机构的数量和地域限制。截至2009年12月，已有来自18个国家的外国律所在我国设立了共188家驻华代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