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条基本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

我党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是我国改革开放及十三年来实践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美国"十条诫令"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和深化,文化作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西方强国控制世界的新的手段和方式.美国自颁布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以来,一直妄图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来"西化"中国,尤其是左右青少年群体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文化帝国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点.     

马来西亚的"第三条道路"研究初探

吉登斯为英国新工党所建构的"第三条道路",近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学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过度集中在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工党)之理论与实践,至于对亚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其中一支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即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则几乎完全没有被学界所留意.本文尝试探讨研究该党的理论意义和概念框架,希望有助于为日后中文学界探究民主行动党的历史与未来动向垫下基础.     

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谈起——再探滥用职权罪

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观点颇多,但实际上,其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司法实践中将本应定玩忽职守罪的过失行为,以及将虽出于故意但已构成其他更为严重犯罪的行为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做法令人质疑。在目前情况下,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以及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第397条滥用职权罪同其他相关条文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另外,没有必要将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再次恢复为“国家工作人员”,应提高和增设该罪的法定刑,将该罪和玩忽职守分列两个条文,重视对该罪未遂的惩处。     

为谁服务与怎样服务内在统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分论之三《中篇》)

实现为谁服务与怎样服务内在统一的路线基础 (一) 依靠"为谁服务"与"怎样服务"内在统一而成功实践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另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实行群众路线,坚持从这个根本领导路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上,为上述内在统一的实现,奠定基础.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与我党对台政策

“一国两制”理论是对“一纲四目”构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一纲四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武力解决到和平统一的转变;“一国两制”被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江八点”使其更加丰富和全面。     

"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较之异同

布莱尔等标榜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半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种社会主义",确切地说,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欧洲保守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选择.工党的自由主义化并不始自布莱尔与其精神导师吉登斯,但布莱尔、吉登斯的"新工党理念"的确使这一进程迈进了一大步.为适应经济、科技、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新工党提出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相比,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和变化.     

论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问题 关于消费者的概念,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1978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对消费者的概念曾作了界定,认为消费者是指“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1985年我国国家标准局发布的《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给消费者下的定义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报告——2015年12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2月21日下午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会议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试论条理法在调整特别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以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机制为例

在大陆法系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特别权力关系已不断变异和逐渐式微,应当积极探索和发展更符合行政法制实践要求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和行政法规范体系.实践证明,仅用一般法规范调整特别权力关系有许多局限和无力感,重新认识条理法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新课题,不仅运用一般法规范而且兼用条理法来调整特别权力关系就体现出特殊优势并具有特殊功用.公立高校管理行为关系尚属具有特殊性的一类特别权力关系,许多典型事例表明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解决具有复杂性和特殊困难.积极运用条理法有助于系统和妥善地解决公立高校管理行为争议,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推动公立高校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