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技术依赖与自主研发

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是进行赶超的一个重要战略,但仅仅引进技术而不同时进行自主研发,就会陷入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怪圈,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此曾给出过生动的注解。本文从理论根源、产品开发过程入手,系统地分析了技术引进、技术依赖与自主研发的联系与区别,廓清了对于自主研发的一些误解。本文认为:要增强本土工业的竞争力,就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原因之异同——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对过去转型的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民主巩固问题的理解.地处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民主转型经验,以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五个因素分析为基础,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因素可能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四个因素可能只是适用范围较小的民主转型原因.     

俄罗斯现代化主导力:“普京主义”还是“梅德韦杰夫主义”?

俄罗斯即将迎来大选年,无论普京是否能成功当选新一届总统,其治国思想都会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产生长期的影响,而梅德韦杰夫之后的俄罗斯政坛也必将发生深刻变化。由于权力合法性基础和理念目标的不同,"普京主义"和"梅德韦杰夫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必须找到一种兼顾民族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特点和现代化转型及全球化挑战需要的治国方略,在历史和现实的张力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新普京主义"是本文对此提出的大胆预测。     

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问题研究

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形成了缘聚型和混居型两种聚居方式,并产生了侵财型违法犯罪高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间差异悬殊的冲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活动增多、易形成黑恶势力等治安问题。而城市空间改造、加强社区管理、充分发挥警察的防控作用、及时打击违法犯罪并做好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是解决流动人口治安问题的重要途径。     

行政区划改革的新趋势与新经验

行政区划改革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基础。作为国家结构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行政区划是政府组织结构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是行政权力的空间配置,被视作国家治理形式和政府组织架构的空间投影。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社会变迁,我国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呈现的新形势,深化行政区划改革成为必然要求。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主要集中在推进“区界重组”、重启“撤县（镇）设市”和调整开发区与行政区关系三个领域,在系统总结汲取既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以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为抓手,旨在理顺政府职能,协调权责关系,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公共利益：多重面相与建构路径

任何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但在任何给定的政治共同体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却又是最困难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涉及认识论的问题，又关乎政治生活本身。早期政治哲学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在精英主义的哲学思辨和对话两种模式之间分野，但又都共同地对单纯数量聚合的原则进行了批评和否定。现代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使得多数决成为无法完全绕过的方法，更广义的聚合理论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理解公共利益的主流范式之一。协商理论对聚合理论的批评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等人对多数原则的批评和对理性对话的强调，但它同时也具有现时代的独特性，如对社会阶层关系的关注和对开放性的要求等。后结构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建构主义理论则更倾向于批判性地反思“公共利益”之“公共性”本身，特别是强调其中的支配甚至暴力的成分。     

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展现出了减负提效与增负加压的“两幅面孔”。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技术治理衍生的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以技术与组织互构论为视角，从行动者、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提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技术应用失当、体制性压力四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假设。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051名乡镇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增负感生成具有负向直接影响，技术应用失当和体制性压力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体制性压力与技术接受度通过技术应用失当和个体信息技术能力还发挥着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行动者-组织”互动机制及技术增负感三阶段生成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增进对行动者在互构过程中作用及角色认识，其实践启示在于发现技术嵌入、个体增能、应用适度和制度重塑四条纠偏路径。     

基层治理的理想与现实

<正>基层一般指一个层级化的复杂体系或组织的“底层”和“下端”部分，从管理的角度讲，它具有“原生性”“基础性”“前端性”“从属性”的特征。今天人们经常提到的基层，通常是指国家结构中相对于上层、中层而存在的下层社会。在中国语境中，基层泛指包括城市中的工厂、商店、学校、机关、街道、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和农村中的农场、合作社、乡、镇、村等单位组成的社会。有时候人们也使用“基层组织”，指称这些基层性的组织和基层层面上所形成的社会团体。     

数据赋权、网络协同、信任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的路径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效发挥企业作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政府治理和企业参与发生新变革，政企合作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随之引发对权责错配、路径依赖和信任缺失等困境的新反思。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数据要素有望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在权责界定、网络协同及信任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新的政企合作行动者网络。从行动者选择、网络化协同与合约化机制切入，依据角色定位分配任务，重塑政府与企业依赖关系，建立信任支撑的转译机制等，则是数据要素驱动下政企合作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