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视角下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生态移民集中安置为例

生态移民社区兼具农村与城市社区的双重特征,社会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其治理陷入困境。基于社会融入理论,比较不同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特征,生态移民的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社区融入和政治融入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研究发现,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结构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责权不明、社会组织发育不全、移民参与不足等治理困境。通过统一行动目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与赋权于民等方式,可以完善生态移民社区的治理路径,促进生态移民社区治理现代化。     

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现状分析与顶层设计——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模式的多样性,深入理解、系统把握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时代特征和内涵特点,探索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范式与机制路径,成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实践课题。当前,上海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成效明显,但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数据平台分散、推进不均衡、感知度满意度较低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精细化理念和文化缺失的思想困境、缺位错位越位的治理主体困境、法制与监督不精密的制度困境,以及失衡与薄弱的技术手段困境。上海推进社会精细化治理,要按照“物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原则,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上下双向互动、流程驱动、科学决策、过程控制、法治保障”的社会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形成“两案三制一体”的治理体系。进一步,要更加注重人本主义,更加重视基层自治,更加关注多元主体诉求,更加彰显文化力量,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强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本体建设和载体依托,优化超大型城市社会精细化治理流程和机制。     

非法集资犯罪打防对策探析——以S省D市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实践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无序创新、发展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加之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和手段方式相对滞后,导致利用传统方式和互联网进行的非法集资犯罪集中爆发。此类案件大多涉案金额和未兑付资金缺口巨大,受损群体庞大、诉求多样,案件刑民互涉、法律关系错综交织,且侦查取证周期长,追赃挽损难度大,易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及风险外溢传导,涉众性、风险性、涉稳性特征突出。结合工作实践,通过审视S省D市公安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经验和不足之处,对当前非法集资犯罪的打击挽损、维稳处置、源头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重点从理念思路与责任担当、法治保障与科技助力、打处治标与源头治本三个维度讨论并提出建议。     

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正当性、困境与路径

伴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社会公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多。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因具有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法律服务质量、促进法律服务均等化等优势而得以广泛运用。然而,当前各地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普遍存在购买动力不足、购买内容混乱、购买主体单一、购买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亟需从完善相应立法、增进市场竞争、引入正当程序、完善监督机制等方面促进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法治化。     

联根式流动:中国农村人口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的隐蔽性特征

农村人口向城市社会和非农产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农村人口对于生存机制变迁的理性反应。中国农村人口之所以在实现地域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同时难以实现身份流动,既有政策因素和市场因素的阻滞,也有农村流动人口自身理性选择的原因。这种农村流动人口的"联根式流动"现象具有隐蔽性,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建设、乡村治理实践以及农村改革等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要求我们转变政策思维以应对流动社会的到来,同时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方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等制度改革。     

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时代新意探析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内核。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广东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主要经验有:围绕政党协商事项推进民主监督、立足"两会"平台开展民主监督、开设"直通车"推进民主监督、支持特约人员开展民主监督、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影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突出问题有:功能定位还需明确、工作内容还需细化、保障机制还需健全、运用方式还需拓展、工作氛围还需培育。加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需着力明晰功能定位、丰富工作内容、健全保障机制、增强能力建设、拓展运用方式、营造良好氛围。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技术变革创新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如何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是值得关注的重大议题,而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图像中,国家治理视野与话语相对缺失,需要及时找回与补足;虽然人工智能对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影响还未明显展现出来,但是可以预判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升级将影响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完整性、准确性、新鲜性和国家治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评估的准确性以及国家治理央地、部门、政社之间的协同性;而受发展技术段位和国家态度选择的约束,人工智能影响国家治理的可能范围与程度及其影响国家治理的机会与空间都是有限度的;未来人工智能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还有更加丰富的想象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较高的契合性,从农村基层的协商民主和乡村治理角度来考察,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目前,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立法不到位、运行机制不健全、村民代表和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关系冲突等问题,应进一步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机制、构建人大代表与民意代表和谐协商的新机制等途径实现基层治理目标。     

精益政府:政府治理的变革创新——以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变革计划为例

在政府治理行为中启动精益变革,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各部门采用精益创业的循环模型,即确定"价值观念"→设计"最小可行性产品"→汇总用户数据。精益流程改进是精益政府变革的中心任务,前提是对现存问题定位,方法是"先创建后投入",最后进入具体流程精益化实操阶段。敏捷开发工程是精益化最重要的保障,它强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以将开发失误可能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政府变革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如其所使用的精益管理工具、信息技术对于我国精益政府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精益文化、精益精神层面的变革上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它还仅是一场政府治理渐进性的变革,注重各级政府"非公共产品生产或供给领域"的精益化。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式扶贫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式扶贫机制的碎片化问题十分严重,该问题给扶贫效果和脱贫目标的实现造成了阻碍,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摆脱扶贫机制的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支撑,其在解释中国式扶贫问题上具有高度的适用性。中国式扶贫机制中的碎片化难题凸显,构建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协同扶贫机制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