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的清洁能源外交——契机、挑战与战略性能力建设

清洁能源外交是为了保障国家绿色能源安全并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区域清洁能源善治,以及构建国际能源治理新秩序所采取的外交协作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加快清洁能源产业"走出去"注入了内部动力,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发展需求不仅是清洁能源外交的外部推力,也创造了资源互补、产能优化及绿色融资平台,这些都为中国清洁能源外交提供了新契机。针对目前清洁能源外交面临的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大国地缘博弈、生态脆弱性挑战以及政策标准的差异性等各种制约性因素,中国应全方位提升战略性能力建设,分别从绿色外交实力、制度性能力、资源协调能力、绿色金融引领力以及话语性能力这五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清洁能源外交,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向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日本雁行模式推动下，东亚地区内的贸易总量和投资规模不断增大，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由此带动了区域内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动。东亚国际移民劳工是指该地区内的劳工为了就业的需要从出生所在国或居住国迁往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从迁移时间看，既包括短期合同性移民劳工，又包括少数事实上的永久性国际移民劳工；     

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辑

自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逐步由一种谈判推动治理模式转变为治理实践深入影响谈判进程的模式。包括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演进的必然结果。通过对制度碎片化格局下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气候治理的四个变迁层次分析,本文认为,治理嵌构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不断演进的基本逻辑。基于其内部行为体互动机理的特点,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治理嵌构在微观层面的发生机制:关系性嵌入、制度性嵌入和规范性嵌入。最后,基于气候治理嵌构逻辑的三角图谱分区,本文选取并分析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REN 21、ICLEI、ISO和WWF-CS)在全球气候治理嵌构中的表现及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特点,其中以REN21为代表的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包容性跨国组织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应对美国"去气候化"的冲击并推动气候治理碎片化格局下的机制协调提供更多韧性。在后巴黎时代,如何合理界定和安排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角色以及推进同各利益攸关方的嵌入式互动已成为中国更好维护《巴黎协定》的有效性并理性发挥引导作用的重要考量因素。     

民间外交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协同作用及其传播机制创新

<正>中国要提升国际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塑造本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其外交内容和方式必然要注入新元素。民间外交日益成为中国顺应历史走向、迎合时代潮流的重要外交突破模式,有利于推进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世界"的价值追求。民间外交及其模式创新对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升中国软实力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路径优化

持续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深度扩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国际影响,是全面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全球生态共同体的内在要义,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使命。在全球环境治理理念的规范性话语塑造进程中,中国不仅要着重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话语优势,而且要不断优化其国际传播机制、创新其国际传播路径,聚焦全球气候治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等全球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实践,不断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效果和全球影响力。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地区主义与东亚秩序的转型趋向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该地区秩序重构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在地区主义的影响下,东亚的内聚力和地区性不断增强、共同理念和地区规范逐渐形成,新的权力结构开始确立,这些因素不断解构着美国主导的"轴心—轮辐式"东亚霸权秩序,并使之呈现出向地区整合背景下"多元共同合作"秩序转变的发展态势。     

中国与东盟绿色联通中清洁能源合作新态势

中国—东盟对话与合作已进入而立之年,且已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一带一路”绿色联通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在联通依赖、战略对接与产业互补方面的基础日益坚实。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东盟+3清洁能源圆桌对话等机制相互配合;中国注重根据东盟各国禀赋与政策推进不同领域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逐步强化标准规范、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绿色“软联通”。但双方合作仍面临多重阻碍,包括高碳路径依赖与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并存下的能源转型阻滞、东盟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及政治环境不确定的风险挑战以及域外大国围绕清洁能源项目和可持续基建的对华竞争上升。中国可加强在碳中和态势下与东盟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提升区域绿色联通中的综合性机制建设与议题性合作,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契机协调区域技术标准并推进东亚绿色产业链建构,以东盟为平衡中心同时推进新三方合作协调与民间“心联通”建设。     

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已从最初的大多边政府机制演变为包含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的复合体。这使国际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国际社会背景和政治机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进而使它们在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阶段性变迁。其参与路径也发生了重要调整:更为灵活地利用政治机会强化上下游参与以提升政策影响力;通过网络化策略和多元伙伴关系建设提升结构性权力;注重专业性权威塑造及标准规范中的引领力。这必将强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后巴黎时代的五年盘点、标准制定和履约监督等核心治理环节中的影响力。中国需要加强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并发挥本土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资源调动能力和结构性引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