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多层次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实践与未来发展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为全球、地区、国家和社会等不同层次的治理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彰显了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紧密联结、协调推进的重要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应从“全球—地区—国家—社会”的整体视野理解和解决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地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层次治理直面的对象与问题虽然有差异，但仍处于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多层次治理的中国实践体现在：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地区治理中着力“促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发展；在国家治理方面，求实有效、成绩显著，铸就了中国自信；在社会治理方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建构了中国模式。多层次治理的中国未来发展旨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倡导“亲、诚、惠、容”理念，构筑友好交往和务实合作的地区环境；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基础；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治理优质高效。     

案中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及其调和——以张扣扣案为素材的实证分析

在张扣扣案中,作为隐性社会结构的复仇文化下的共情效应,与作为显性法律结构的私力公权化了的制度性惩罚具有冲突的一面。但是由于定罪构造上的超稳定结构、司法者社会效应的考量、前案与后案之间不具有法定结构上的因果关系以及最高刑罚与罪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可视化配置关系等原因,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其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以及量刑裁量的影响都是辅助性的,而非运作性依据。但是私暴力复仇的悲剧也呈现出值得现代法律结构、司法系统进行反思的一面,需要调和三者之间的冲突,促进司法与社会的融洽相处。从方法论上而言,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司法个案,并非一定得出法律规范在司法裁判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结论,在特定的案件结构下,经验性的研究恰恰有时可以为法官的规范选择、规范约束提供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     

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产生背景、理想类型与发展路径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一种尝试,是对传统的社会组织双重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的突破。当前,在我国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着性质定位模糊、自身能力不足、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作为未来社会组织管理的必然趋势,枢纽型社会组织需要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健全制度体系,加强人才培育,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真正发挥其纽带功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拓展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积累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丰富实践经验，为中国式民主新发展奠定了厚重的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标定了积极有益的参照价值和镜鉴坐标。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时代的拓展与升华，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规律的最新凝练。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重要制度载体和实践样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了人类民主文明新形态，标志着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的正式确立。     

论监所线人与刑事冤案:域外经验与本土建构

监所线人制度乃现代社会中的必要之恶。监所线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内在的不可靠性,故需谨慎采用,否则容易造成冤狱。美国和加拿大均有类似的惨痛经历,因此近些年进行了司法改革。我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改革完善: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监所线人证言,不与普通证人证言等同视之;另一方面须完善审查机制,确立假定不可信规则与补强规则。此外,还应重视跨部门相关知识的培训。     

从静态到动态的先天形式——卡西尔对康德认识论的超越

卡西尔不仅是西方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文化哲学家,也是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在自然科学范围内,他通过吸收现代数理逻辑思想,在自觉运用功能论与批判哲学先验方法的基础上,对康德原本静态的先天综合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推进,提出了动态的先天形式思想。卡西尔还把康德哲学建构论原则推广到人类文化活动领域,认为文化形式具有对于经验的赋义作用,从而扩展了康德的认识论。对卡西尔与康德有关思想差异的比较和分析有助于人们对先验哲学的理解以及卡西尔哲学内在逻辑的把握。     

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新时代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新时代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是最重要的底色。农业绿色发展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一步,是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在农业绿色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绿色发展意识淡薄、农业绿色技术有待进一步开发与推广、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法律尚待完善等问题。为此就需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加大农业绿色发展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绿色发展意识,融资与育才双管齐下,推动农业与科技结合,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相关政策法律的措施来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