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所线人与刑事冤案:域外经验与本土建构

监所线人制度乃现代社会中的必要之恶。监所线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相比具有内在的不可靠性,故需谨慎采用,否则容易造成冤狱。美国和加拿大均有类似的惨痛经历,因此近些年进行了司法改革。我国也面临类似问题,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改革完善: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监所线人证言,不与普通证人证言等同视之;另一方面须完善审查机制,确立假定不可信规则与补强规则。此外,还应重视跨部门相关知识的培训。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的重构

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极低是当前我国庭审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相关立法不完善、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制度,必须完善刑事证据立法,重点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确立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二是明确证人出庭的权利与义务;三是规定出庭证人证言与书面证言之间的证明效力的差异;四是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规则.     

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相关问题探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但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新的规则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本文结合新法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就证人出庭质证的原则与方法、不出庭证人证言证明力的认定、证人出庭的程序保障等内容作一粗浅解析,以期为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试论增强证人证言客观性和采信力的几项措施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证据制度的改革一直倍受学者们的关注。证人与证人证言的改革和完善就是其关键的一个方面。证人提供的证言作为一种主要的证据 ,其客观与否 ,对审判组织能否迅速澄清案件争议事实 ,公正审理案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证人证言作为一种特定的证据 ,它的本质就是主观性的。如何尽量减少主观性对证人证言客观性的影响和“干扰” ,提高证人证言的采信力 ?文章试从单位作证资格、与当事人具有一定利害关系尤其是近亲属关系的人的证言的直接证明力、证人证言的采信和使用原则三方面作探讨和论述 ,并提出若干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审判公信和人权公义纵观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分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制度、保障制度和程序制度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和限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题中之义,完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和规定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逻辑结果,规范庭审询问证人程序和明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认证程序.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我国目前保护证人制度的不够健全、完善,使得证人出庭作证受到阻碍.应当明确限定证人证言的采信规则和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措施.     

刑事证人证言认证规则刍议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对其认证需要证据规则的指导。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建立刑事证人证言的认证规则:优先证言规则、补强证言规则。     

刑事证人证言认证规则刍议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对其认证需要证据规则的指导。我国刑事立法中应建立刑事证人证言的认证规则：优先证言规则、补强证言规则。     

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反思与设想——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同时作为例外,也对我国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作了相关的规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对于保护证人权利、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新《刑事诉讼法》对这项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等问题还需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基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思想、权利属性及其与庭前书面证言效力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应建立覆盖整个刑事诉讼环节的亲属作证特免权规则,明确特定亲属作证特免权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下的证人证言取证问题与完善对策

2010年发布的"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证言的取证方式和审查判断等进行了规制,但在侦查实践中,证人作证的情况仍不理想,向证人取证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制约了案件公平正义的实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证人证言的取证工作需从法律规定、侦查人员、证人自身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规划与行政职能转变

近年来各种行政规划密集颁行．通过行政规划整合行政和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选择。行政规划的发展与政府行政职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既顺应了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行政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行政规划区别于传统命令式、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蓝本,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其发展符合服务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行政规划又兼具行政指导的某些特质．其复合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行政方式的深刻变化。适应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行政规划必须走法治化道路。     

略论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从事管理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章与制度。目前我国法学界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撰文甚缺 ,故 ,拟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的特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略作阐释     

后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行政法

在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以及治道等理论指导下,各国行政管理变革在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行政权力分散化以及政府管理电子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改革也引发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价值冲突以及行政法非法律化、离散化与合法性危机等问题。因此,传统行政法必须进行反思,在综合考量全球化、电子化、民营化以及充分尊重人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与行政救济法等进行重构。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州行政法

美国各州制定行政法时采用了许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概念。然而,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各州行政程序法的联系是间接的。指导许多州制定其行政程序法的直接依据是统一州法律委员全国会议制定的示范州行政程序法版本。因为这些示范州行政程序法包含着许多贯穿于早期联邦法案的一般性概念．且由于州非常依赖示范州行政程序法来制定州法，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影响分析

行政复议分流了部分行政争议,纠正了部分违法行政行为,但行政复议往往由于解决争议的能力有限而使纠纷继续进入诉讼,由于纠错的功能未充分实现而导致监督不到位.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负面影响既有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也有来自实践层面的消极因素.要构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和谐关系,行政复议的定位就应以解决纠纷为主要目标,而将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作为次要目的；在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就应将原机关作为被告,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行政复议须部分地采纳言辞审理原则,在复议决定对申请人或其他人可能不利的情况下,就应当听证或开庭；还应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以作为独立的行政复议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