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晋升的组织维度与能力维度——基于县乡两级的实证考察

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晋升逻辑,现有研究大多强调绩效表现和分层考核,对党管干部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对干部能力的界定也较为褊狭,而且忽视了对地市级以下干部晋升机制的研究。通过对数据的政治试验化处理,文章考察了组织和能力两大因素在基层干部晋升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变量的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表明:党组织对干部的管理和个体综合治理能力是基层干部晋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不可偏废。模型分析的初步结果表明,经过党校培训的干部比综合治理能力高的干部更有可能得到晋升,然而,深入的模型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在更加贴近政治现实的情境下,只有既经过党校培训,又具备综合治理能力的基层干部才有最大的可能得到晋升。这既印证了党管干部机制和干部综合能力在基层干部选拔中的重要作用,也凸显了中国政府独有的干部管理方式及其优势。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研究进展与推进方略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当前的重要实践,也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党建国家的发展历程、解决当前紧迫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及政党的再社会化诉求,决定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基层党建主要通过组织嵌入、资源整合、行动倡导、价值引领和体制协调等5个方面引领社会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也还存在着党建引领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性不够、“党政包办”有余而引领共治不足、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认同度还不高,以及制度供给过剩而有效约束不够等问题。已有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应从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平衡政党与社会的双重研究视角和更新和丰富研究方法等3个层面,进一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海外中国学认知中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欧美学术界认同者的研究述评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促发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一轮高潮.其中,欧美学术界认同者的研究相对更加深入,且形成的研究结论更加客观.认同者主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传统文化向度、战略目标以及国际诉求等多个视角展开研究,并形成了多维度的积极认知.他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对诸多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构成其认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并注重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价值,展现了其继往开来的鲜明特色;“中国梦”与“中国故事”承载着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诉求;“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的提出与实施,彰显了中国求发展、促和平的国际担当精神.     

"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仁".儒家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和理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处处体现着"仁"的理念和价值.     

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与应对

在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重视文化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中的作用。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直面资本主义的文化攻势,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再认识,深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特征及其危害,批判资本主义利用文化工具对内为资产阶级统治创造合理性、对外充当制造动荡和冲突的急先锋。在此背景下,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积极构建应对之策,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促进进步文化和多元文化发展,加强公共文化建设,防止资本主义的文化侵蚀。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文化特征与危害的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的新变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美英关系状况不断,有关美英"特殊关系"何去何从的问题,再度成为国际战略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造就美英"特殊关系"的根本条件是两国之间曾存在过"特殊"的利害关联、特定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及英国拥有较强的实力并对美国贯彻其全球战略"有用"等。如今这些特定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而美英"特殊关系"也就不能不失去其"特殊性"光环,向常态化过渡。特朗普上任以来美英"特殊关系"所受到的冲击正是美英"特殊关系"向"一般化"国家间关系过渡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有意忽视有其历史必然性,不是其个人喜好所致。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府对英政策迟早要进行必要调整。     

建国70年来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的历史演进

正建国以来,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人大专门委员会制度的建设完善过程,是与国家社会命运的跌宕起伏而紧密相关的。对其中的若干重要历史发展时期,以人大制度运行的结构与功能化完善为线索,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一、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机构创设与蹒跚起步阶段(1954～1978年)人大专门委员会作为人大制度的重要议事机构的创设阶段,可追溯到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