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与澳门产业政策对接的法治思考

国家规划从原先不将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其中,到对港澳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定位作出原则性规定,反映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深化.“十二五”规划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这是“一国”层面上的筹划;但就“两制”而言,中央与澳门并不存在直接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所以国家规划在澳门特区无法直接转化为细则性的政策法规或措施.“十二五”规划在澳门的落实,有赖于澳门与国家在政治上的契合,在此基础上澳门特区政府的能动施政,与内地地方和中央部委的协商、合作,以及中央政府必要时的统筹协调.为此也需要澳门特区政府积极引导,通过各方互动在澳门夯实相关民意基础.     

东亚产业链变迁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的经济发展为例

自二战结束以来,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基本都深嵌于东亚产业链的变迁过程之中.截至目前,日本与“四小龙”已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虎”则陷入陷阱之中,东亚其他国家前景未定.根据前两组经济体的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实现升级.对于单个国家或地区而言,东亚产业链变迁分为“产业迁入”和“产业迁出”两种情形,其中“产业迁出”为东亚经济体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此过程中,一国还需与时俱进,对其产业政策进行调节,才能实现产业升级与跨越陷阱的目标.据此可以解释泰国在21世纪以来的东亚产业链变迁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结合当前东亚产业链变迁和泰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最新方向,这一规律也预示着未来泰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将面临较大障碍.     

杜绝“拍脑袋”决策 关键要“打屁股”问责

正当前,对于地方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一些官员不是尊重科学而是热衷于求新奇、"拍脑袋"决策,主要是因为错误的政绩观作祟。他们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政绩出发,而不顾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在建设中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把钱用在了装门面、讲排场和比阔气上;有的官员搞短期效应,采取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产业政策:智利经验研究

产业政策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在过去的20年间,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智利的经济成就常被归因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但是通过对智利产业政策的回顾和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在产品多样化和鼓励非传统产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智利走出了一条务实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尽管如此,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智利产业政策的应用仍不充分,制约了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科技产业的转型和发展。     

什么才是正确的绿色产业政策

从全球角度看,如果对国家竞争力的关注能带来一场"补贴战争"而不是"关税战争",那么情形会好很多,因为前者将扩大清洁技术的全球供给,而后者将限制之。地球的未来取决于世界经济向"绿色增长"的快速转型。在绿色增长模式下,经济生产是基于可大量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技术。但目前,由于政府实行化石燃料补贴,     

调结构不能取代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

正"调结构"概念长期被泛用,容易掩盖经济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往往放在一些指标比例上,使我们在数字上做文章,难免忽略对经济问题的深刻分析。更重要的是,调结构往往取代了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很多亟需推动的改革踏步不前。     

天津优化升级服务外包产业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外包政策措施,天津市连续制定出台了《天津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天津市服务外包资金管理办法》、《天津市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认定暂行办法》、《关于离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随着各国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逐渐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既是应新时期经济活动的需要,又是对传统产业政策的补充、改进和发展.考察和把握产业政策的变化趋势,将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构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基于广东反价格垄断执法案例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重要形式,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核心体现,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呈现常态的冲突性与最终的一致性,但反垄断执法脱离不了政府产业政策的纠葛是一个客观事实。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基于广东反价格垄断执法的视角,围绕构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探讨产业政策制定、实施与反馈中引入竞争性审查,执法过程中启用"事后审查为主,事前审查为辅"等协调模式,执法中协调机制的程序设计和具体做法,提出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对策,通过完善配套制度保障体系,保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