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武术运动的不解之缘

1952年8月,贺龙与朱德、邓小平在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的开幕式上人们都知道贺龙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之一,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武术高手,一生热爱武术,弘扬和光大武术,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     

新时代背景下新疆公安院校军事课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通过实地对新疆两所公安院校的军事课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存在军训内容陈旧、承训教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专业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建设重视不够、课程归属不明确等问题。解决问题路径:更新军事技能训练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丰富军事课相关课程、明确责任分工成立专业教研室、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参加疆内外军事课程竞赛等可行性方案,促进新疆公安院校军事课程的良性发展。     

正念训练对男性服刑人员情绪稳定性影响研究

为给监狱服刑人员的心理辅导提供有效的心理矫治方案,招募60名服刑人员进行正念训练对照研究,探索正念训练对男性服刑人员情绪稳定性的影响。两组干预前、后的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和艾森克情绪稳定性量表测评结果显示:经过8周的正念训练,干预组FFMQ差值高于对照组,自卑、抑郁、焦虑3个因子的差值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8周正念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男性服刑人员的情绪稳定性。     

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

台湾问题之所以自1948年开始成为杜鲁门政府密切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个为已有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军方认为台湾的去向会对美国此时开始制定的未来美苏大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但美国军方在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时存在极大的认知问题,导致其一直不能清晰回答美国是否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出发对台湾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这一重要问题,从而令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美苏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惧而作出了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但这一直接军事干涉行动因为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引发巨大的国际争议,并成为威胁亚太安全的真正根源。     

保护、惩治与预防——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变迁七十年(1949—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保护青少年权益为核心目的的少年司法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架构到日趋完善的阶段。其中,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的专门立法文件,确立了我国"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少年司法原则,同时设置了具体的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和审判要求,以契合少年司法制度的整体价值取向。少年法庭、少年检察机构的相继设立与发展,为实现上述司法干预措施提供了组织保障。但现有的依托于刑事案件的单一处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应当在区分式的独立少年法体系中,将多元的保护处分、分级处遇程序和关注于事先预防的临界预防程序纳入现有的司法干预体系中,"以教代刑",以更好地实现对青少年不良行为及触法行为的矫治和预防。     

为什么受伤害的总是中东？

只有在中东,美军才有这样的机会对新军事革命的成效进行大规模检验。然而,这是伊拉克的悲哀,也是中东的不幸。美军先空袭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真主旅"设施,再对在巴格达机场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进行"定点清除",进入2020年的中东局势,又一次陡然升温。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再到如今的多国乱战。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