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治理视域下当前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机制构建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特别是环境冲突事件。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以及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等方面,阐释了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最后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冲突分析及解决:基于协商式角色模拟的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各地政府也陆续推出相关支持政策,然而加装电梯之路并不平坦。对于这一典型的公共冲突,协商式角色模拟方法为分析和协调不同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寻求冲突解决之道提供了新的思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中的冲突化解,不仅要探索具体的解决策略,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相关政策:适当放宽业主同意原则;确定相关技术规程及利益补偿依据;地方政府加快制定加装电梯行动指南。     

如何理解刑事责任年龄下调?

2020年12月26日,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多部法律,其中《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国内外实践与思考

青少年作为毒品使用的易感人群,国内外皆注重针对其的毒品预防教育。相比于美国与欧洲国家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中国的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以"6·27"工程为抓手,具有源头预防以学校为主阵地、运作方式自上而下、治理机制采用社会联动形式、实践创新百花齐放等特性。为使中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体系更加成熟,国家应从构建毒品预防长效机制、合理运用高科技手段、学校工作与社会工作并重等方面努力。     

福建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的现状及对毒品预防教育的启示

目的:了解福建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现状,为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随机抽取我省十个地级市中小学生,对其采用自拟问卷调查。结果:中小学生对传统毒品知晓率约80%⁹5%、合成毒品知晓率约40%95%、合成毒品知晓率约40%⁸0%、新精神活性物质知晓率约10%。中小学生毒品防范意识男生好于女生,高年级好于低年级,防范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列联系数=0.051,P<0.05)、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0,P<0.01)。中小学生对吸毒是否会上瘾的正确认识约为80%80%、新精神活性物质知晓率约10%。中小学生毒品防范意识男生好于女生,高年级好于低年级,防范方式上存在性别差异(列联系数=0.051,P<0.05)、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0,P<0.01)。中小学生对吸毒是否会上瘾的正确认识约为80%⁹0%,并且存在年级差异(列联系数=0.158,P<0.01)。双亲抚养下的中小学生对毒品认知较好;冷漠、民主教养风格下中小学生对毒品认知较好。中小学生对吸毒之于本人、家庭危害的认识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认识更加全面的特点。结论:我省中小学生毒品认知有限,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家庭结构与教养方式对中小学生毒品认知有较大影响;毒品预防教育应更新内容,加强力度,提供父母教养方式指导,并贯穿基础教育。     

避免危机发生 重在风险预警

随着现代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演变,人类面临的新型风险越来越多,而风险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如何确保风险预防先行风险预防是要求决策者对不确定的风险保持关注的一项原则。在没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确实会发生损害的情况下,风险预防原则依然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