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公民—国家”之外的结构和力量

"公民—城邦"体制是早期西方文明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遗产之一。而建立在人的先在性、人与公民的区分以及政制民主制上的近代"公民—国家"体制大大地拓展和强化了古典的"公民—城邦"体制。近代"公民—国家"体制赋予了国家令人畏惧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对于近代"公民—国家"权力的限制难以全然依赖政制民主体制,这是近代"公民—国家"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借助于多重政制与社会重建,反思近代"公民—国家"体制,有望维持和保障独立自主的人的和谐共存这一近代革命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伊奥尼亚人暴动前小亚细亚城邦与波斯政治关系述略——以萨摩斯、米利都为中心

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位于东西方国家交界地区这一敏感地带,与近东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加之与希腊本土城邦具有特殊血缘关系,这一切赋予了小亚细亚城邦特殊的战略地位。他们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在希腊本土城邦与波斯这两大势力之间,采取了灵活的策略。这也使得小亚细亚城邦与波斯、希腊本土城邦的政治关系复杂化,为希波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祸因。     

文明发展与Civil Society的历史变迁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Civil Society①经历了从城邦到帝国、从封建到现代的历史变迁.作为Polis的Civil Society是政治自由的领域,建立在城邦-家庭的二元结构之上,这种结构的破坏导致城邦的衰落与政治自由的式微.罗马帝国试图建立一个普遍法权的Civil Society,其结果是政治自由的进一步丧失.大地产经济瓦解了帝国,催生了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现代Civil Society,现代早期的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互动使现代Civil Society最终形成.由于现代Civil Society的经济性以及国家权力技术的发达,政治自由很难实现,而思考自由伦理的可能性就是探寻Civil Society的后现代的未来.     

终极实在和城邦政治——兼论哲学和政治在柏拉图思想中的原初关联

对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即终极实在的寻求,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主题。这个最高原则在柏拉图那里是善的相,是不朽的灵魂,也是神。这个作为存在根据的最高原则,根据苏格拉底的目的论原理,同时也是作为人间秩序和德性生活的最高原则。对柏拉图来说,人间秩序就是理想城邦的建构,而生活就是城邦共同体中的生活。由此,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哲学）就与城邦共同体的建构（政治）发生了原始的关联。     

哲人与城邦的冲突——苏格拉底和马克思的生存境况及启示

苏格拉底和马克思作为哲学家,分别与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协调,这也引发了两位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在冲突的背后,存在着哲学家的理想信念和独特个性与城邦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两位哲人与城邦间冲突也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即要尊重世俗社会,把同世俗社会之间紧张关系降低到最小化。     

论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政治经济的影响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它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多山环海并且地势崎岖不平,仅有的小部分平原又为关山所阻隔。大部分土地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而适合种植经济作物。海岸线曲折并且多优良海港,航海条件极好。多山使各城邦之间相对封闭,各自为政,难以统一。环海使古希腊的航海业发达,而耕地不足又是希腊历史上大殖民运动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德性政治与秩序正义——柏拉图正义理念解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选择从城邦的起源出发探寻城邦正义的路径,寻求构筑城邦正义的伦理基础,然后通过阶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践行理想的城邦正义,凸显出其鲜明独特的正义品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的认识。     

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浅析

亚里士多德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命题出发，认为城邦和公民的目的是为了过一种优良的（即有德性的）生活，公民应该具备勇敢、节制、公正和智慧的美德。亚氏提出了关于公民教育的一系列内容和方法，这对当代的公民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民主的原初内涵——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启示

原始意义的民主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以雅典为典型代表。每个在城邦中的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愿望,于是就出现了城邦中多数人执政的方式,这种方式和它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被称为民主。民主在古希腊城邦中有特有的实现形式,这种形式对今天的中西国家的民主建设都有相当大的启示。许多现今采用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或多或少继承了雅典城邦的民主理念,事实证明这些发端于雅典民主的民主形式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