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乡城情境分析

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生存空间可划分为农村行动情境与城市行动情境,这有助于描述与研究农民工的行动选择与生存状态。基于影响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和应用规则对农民及家庭的行动选择、结果以及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可以发现:在农村,传统农业转型缓慢,农业现代化滞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在城市,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户籍"坚冰"难破,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民想留却留不下。在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下,农民工通过家庭化迁移来实现家庭弥合并非易事,不得不处于"半市民"状态,家庭处于离散状态。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2021年台湾对外关系回顾

2021年,蔡英文当局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之机,主动向美国贴靠,借美国之力巩固"邦交"版图,扩大多边活动空间。蔡英文已无连任压力,未来会以更加嚣张姿态推行"新版两国论"。2022年,受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等因素刺激,民进党当局将加大力度在国际社会行销兜售"台独"谬论,与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图谋产生联动加乘效应,冲撞"一中框架"。     

治安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讨

治安学专业课程应科学合理构建课程思政框架，应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回应时代之需、把握专业之要、锻造育警之魂。     

从“直过”到“跨越”——对话《布朗山乡七十年影像志》执行主编李银和

2020年年末,一本反映云南民族地区70年变迁的"影像志"引起了媒体的关注。这本影像志聚焦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乡,不仅是直过民族地区70年社会发展变迁的客观记录,也是云南民族工作成就以点带面的生动总结。从内容上讲,这本影像志通过600多幅珍贵照片和5万多提纲挈领的文字,让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布朗山乡完成的"跨越千年"的发展。从策划、编辑的角度,这本书的成功出版,为我们解决这一类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过去70多年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点是所有人的共识。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让今天的人们"看见"这种巨变?这就需要我们解决民族地区影像资料匮乏的问题,也要解决这个巨变"故事"的框架问题。《从"直过"到"跨越":布朗山乡七十年影像志》,在讲述云南民族工作成就方面如何讲述,用什么讲述,值得我们关注。     

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一个政策议程嵌套的解释框架

通过借鉴经典政策议程设置理论,本文对目标群体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框架"目标群体命题"做了进一步理论扩展和实践应用。研究认为,从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迈向最终公共政策的过程,需要从目标群体属性、制度环境、行动者及其话语策略来探寻政策议程转化的理论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不同的行动者基于一定的制度环境,通过运用各种话语策略将自己赋予目标群体的理念进行包装与推销,在形成主导性话语优势和"社会意义"的基础之上,使得与目标群体相关的社会问题能够成功地引起决策者的注意,纳入政府议程,最终实现"观念"的制度化。以90年代以来我国流动农民工管理政策变迁的考察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从"负面"到"正面"的社会建构是如何不断地渗透、形塑、影响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命运安排。这也意味着,我们以往单纯基于社会事实论而形成的政策科学理论需要进一步重新予以审视和反思,否则,社会建构所承载的意义象征和符号形式将会作为"政策不平等"的起源,支配着现实生活的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