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写作课程“六位一体”协同育人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应用写作》课程旨在提升大学生写作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政治性、规范性、社会性、对话性，是一门兼具技术技能与思政教育的课程。传统的《应用写作》课程由于教学模式单一、教学资源贫乏，缺乏互动性，效果并不理想，导致这门课程有边缘化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发挥这门课程的实际育人效果，应当综合运用实体课堂、网络平台、校园实践、社会实践、跨学科资源等，通过校企（行）合作改革教材，实现高质量的协同育人。     

“产出导向法”在警务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警务英语作为一门特殊用途英语课程,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运用英语处理国际化警务工作的能力,尤为强调实用性。在警务英语实际教学中普遍存在传统外语教学"学用分离"的现象。基于此,可在警务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产出导向法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流程,搭建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的桥梁,帮助学生学以致用,为未来的涉外警务工作做好准备。     

辽宁精神赋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辽宁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开拓创新、勇毅前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强力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辽宁优美自然风光、淳厚人文风尚和良好营商环境,激励鼓舞全省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辽宁省作家协会从2021年年初开始,面向全省广大作家开展了《盛世华章·辽宁赋》创作征集活动,活动得到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现从来稿中选择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刊发,也欢迎广大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继续开展创作,踊跃投稿,本刊将陆续择优刊发。     

回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法律成果

背景在2001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国完善奥林匹克法律体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既创造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急迫需求。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依法筹备和组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包括认真履行以《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为核心的国际承诺,及时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北京奥组委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奥组委工作规则》,并把开展工作作为筹办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推进人才发展治理现代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首要举措加以强调,深刻阐明了党管人才原则的核心要义,为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从“全国人才会议”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人才工作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人才事业发展迅猛,人才成长环境日益优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党管人才。黄南州属青南地区,人才发展的“硬件”相对于发达地区存在不足,我们就要在人才发展“生态”上大做文章,充分发挥党组织在人才“引育留用”方面的把关定向作用,完善人才发展总体工作格局,创新体制机制,把党的政策方针全面贯彻到人才工作各方面,切实做到党爱人才、党聚人才、党兴人才,着力推进人才发展治理现代化。     

《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十 2021年法学研究十件大事

回望2021年,广大法学研究者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建党百年,召开了一系列学习活动和学术会议,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在疫情防控走向深入化、常态化的背景下,建言献策助推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和应急法治体系的构建;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出台之际,探索个人信息公私法保障的同频推进与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的法治能力提升;在《民事诉讼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保险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修改之时,思考司法现代化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法治对策;在数字技术、平台经济深刻塑造社会生活的经济背景下,推进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执法,强化网络直播和电商行业的税收治理,等等。     

省纪律监委加大廉政建设力度

2021年,省纪委监委加大廉政建设力度,工作卓有成效。——全省查处营商环境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743件,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244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69人;省纪委监委、省作风办直接推动解决拖欠民营企业工程款项目78个,涉及金额6.01亿元;——各地自查自糾和监督检查发现机动车停放"一难两乱"问题2055个,已整改解决2010个。5个试点城区新增停车设施358处、泊位24402个,改造提升停车设施326处、泊位37144个,开放专用停车场44处、泊位2102个。     

社会组织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之质疑——兼论《民法典》第1235条的解释

无论是世界主流立法例，还是从损害的属人性要求出发，社会组织都不得以生态环境受损为由请求污染者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虽然在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普通环境侵权和生态环境侵权的二元模式，但是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之时，应当明确区分为造成社会公众具体损害的情形和仅造成生态环境自身损害的情形。前者可以由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者则可以由监管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社会组织对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缺乏正当性。确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二分论，可以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也可以赋权社会组织在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