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叶集》中诗人—读者关系建构的诗学策略

与读者的互动贯穿惠特曼《草叶集》始末,是《草叶集》深受世界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惠特曼强调读者参与诗歌连贯性塑造的必要性,以及读者在诗歌欣赏中所扮演的参与性角色,并通过一定的策略以实现诗人与读者的融合。从身体修辞、顿呼与表演性对话等方面来探索《草叶集》中诗人与读者关系的建构,能更好地理解惠特曼的诗学策略。     

上世纪90年代诗学立场"祛魅"的学理反思

上世纪90年代诗歌在读者和社会中的“失魅”与诗歌写作者在诗学立场上的“祛魅”密不可分。“祛魅”本身是有其合理性和建构意义的,只是由于对其极端化和绝对化、甚至扭曲和丑化,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90年代诗歌的“失魅”。     

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探论

唐代以后诗评家一方面承认李诗与杜诗共为唐诗最高典范,另一方面又时常贬抑冷落李诗.李白诗歌成就、诗坛地位与李诗学研究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并非是由于李诗缺乏审美价值,而是与古代诗学评价体系的价值取向直接关联.把诗的教化功能当作诗的首要之义,注重于诗法诗艺中评判诗人的作诗功夫,在开宗立派中学问化而不是审美化地承传诗歌,这是导致李诗评价在后世跌落的主要原因.     

再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只有当我们“在概念(所指)还原的层面上”清除“语词翻译表面(能指)的相似性混乱”,将中国文论还原为中国文论,将西方诗学还原为西方诗学,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一个“事实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两者在“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上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是全球化时代形形色色文化殖民要消灭的东西,不过,它正是后现代精神要维护的东西。     

认知诗学：认知科学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认知诗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而这两个学科则构成当今认知科学的主要内容。认知诗学基于一系列与认知有关的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理论，试图把这些理论模型应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以找到能把文学研究与语言和心智研究接通的方法。认知诗学虽然能为具体文本的分析和阐释提供新方法，但认知诗学的主要目的却在于：用于语言研究的认知框架如何可以用于建立语言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文学话语放在更宽的意义生产过程之中来考量。     

论陈傅良的事功诗学思想

陈傅良的诗学思想表面看来存在雅正与怨激的矛盾,似乎难以形成统一的审美追求。但是,陈傅良在继承传统儒家诗教"怨而不怒"、追求雅正的"和平之音"基础上,坚持永嘉事功学术思路,侧重"怨愤",形成了"有为而不自其已出"的事功诗学思想,包括"怨必有道"、"以颂为警戒"、"忠愤悲壮"等三个方面。陈傅良诗学承接了传统讽谏诗的内容,将"怨"化为"戒"、"愤",既避免了苏轼怨刺诗的谤讥,又使诗歌在传统儒家诗教的范围内发挥了"经世致用"事功性职能,是在继承儒家诗教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进一步发展。     

海德格尔与斯潘诺斯的诗学观比较

在探索艺术本质的过程中，海怨格尔的“现象学解释论”和斯潘诺斯的“新解释学”部试图还啄世界的“本真”，并借助诗与哲学诗论加以阐述。两者虽然对“本真”、“尺度”、“历史性”和“本体论”等慨念加以探讨，但其蕴含内容与实现方式却大为不同。通过对海怨格尔和斯潘诺斯诗学观的比较，可以进一步理解后现代主义时期从现象学解释理论到艺术本体论的文艺转化过程，从而实现由“诗意地栖居”到“永恒的共时”的诗歌意境。     

域外传真

1 近日，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在都柏林去世，享年74岁。希尼被看作当今英语世界最重要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诗学研究专家。     

民族性与诗性的高度熔铸——论罗庆春诗学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

来自四川凉山大山深入的罗庆春（彝名阿库乌雾）是少有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丰厚的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学者。他借鉴了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研究方法。以民族文化的研究视角，力图通过对当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研究，审视诗人与民族文化的契合，探寻民族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关联，探索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庆春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视阈，作为他诗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开拓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对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研究的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探索意义。     

韩国古代类书《芝峰类说》征引《鹤林玉露》考略

韩国古代著名类书《芝峰类说》共9次征引了宋代笔记《鹤林玉露》的内容，其中有7条与作者李啐光的诗论有关。《芝峰类说》对《鹤林玉露》的征引，以节录为主要方式，以阐发诗论观点为主要目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尊唐抑宋”的诗学观念，也是当时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