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旧制度经济学方法论的融合

新旧制度经济学一直存在方法论上的争论，一般认为旧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新制度主义者使用的方法论是个体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但随着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二个制度学派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存在，方法论也随之发展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方法论二元观，并最后被Agassi等制度经济学家整合为制度个人主义。     

科学发展观：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意识形态特性探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已经由一个政策型的理论观点，上升成为对我们党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原理，上升成为一个战略性的理论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大转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实现了重大丰富和发展，不仅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有其鲜明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科学发展观显示出极强的生机和活力。     

法律方法与法学的实践回应能力

在我国 ,法律方法论一直是一门处于边缘位置、发展迟缓落后的学科 ,主要原因在于 ,人们始终把法律方法论作狭义的理解 ,对其角色的工具性、实用性定位 ,在观念上的单一陈旧 ,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对法律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建构。法律方法论要从困境中走出来 ,必须进行检讨与重构。     

科技革命与宪法发展辨证关系探析

科学技术促进了宪法和宪法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对宪法(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宪法(学)一方面要给科学研究提供支持与保障,另一方面也应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限制和调控。现代科技发展应回归到宪法的价值体系之内。     

论公共政策分析对提升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方法论意义--兼论西部地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路径

本文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过程看作是“以公共政策为纽带的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下的政府与执政环境之间的互构、互动过程”,试图把“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五个方面转化为五个公共政策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必须通过“地方治理”意义上的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具体施政来实现。本文还论述了公共政策分析的“中国化”和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不足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

经济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是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在经济学领域的反映。经济学中的实在论者致力于确认和阐明支配表面经济现象背后的相对持久的深层结构。与主流经济学和当前的多数经济学方法论倾向于忽视本体论和强调认识论不同,经济学中的实在论方案自觉而又明确地集中关注社会经济本体论,力图为主流经济学的替代性方案清扫地基。经济学中的反实在论是范·弗拉森的“建构论的经验主义”激发的产物,它给后基础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提供了某些启示。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的存在和演化都包含在广义的"自然"的存在和演化之中,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互相兼容,互相结合,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从我的"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就构成了两个"差序格局"。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人的特殊的一面,还要研究人与自然一般相同的方面,"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社会学至今还难以直接研究的东西,是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     

自然科学发展对于政治学的方法论意义

自然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改进着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使政治学理论在历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20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终于促成了政治科学的形成,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的产生正是这两者结合的标志。但由于政治现象的很多层面都是不能加以客观研究的,所以自然科学的手段在政治学研究中存在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因此,我们对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法现代化

在古代中国,不存在知识学意义上的民法,而近代以来急剧社会变迁的整体环境又不利于民法的发展。因此,在当代中国,追求和实现民法的现代化就既是一种正当,又是一种必然。然而,在当代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纠纷解决与制度供给、法律与立法、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的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影响着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路向、途径和实现方式。同时,中国民法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法方法论的转型和创新,只有打破自我封闭的限制,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才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民法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