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定与融合：大数据时代的刑事诉讼方法论省思

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呈现科学性、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特质。当前，亟需对刑事诉讼领域的方法误读与失范进行匡正，守定教义学的价值前提，赋予大数据分析方法以程序正义属性，发掘程序正义的数字特性。增添数据真实性、可知性要求，进而保障当事人有权对数据加以更正，有权针对算法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辩护；同时，为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确立非歧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导向；此外，应确立“权利而非权力”“辅助而非替代”“定量而非定性”“证伪而非证实”四个立场。     

工人阶级真的消亡了吗?

工人阶级消亡论折射出战后西方工人的阶级构成、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变化,但其历史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维度。就西方激进左翼而言,它见证了在趋于保守的社会条件下,革命实践难题被迫置换为以不断调整历史认识论为支撑的知识学问题的事实,又服务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再政治化和再激进化的诉求。在续写全球工人阶级状况中,历史唯物主义既应作为批判的方法论而加以坚持,又应通过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增强地方和全球的视域共享、反思阶级理论的基础课题等途径进行自我创新,以便有效反驳阶级消亡论,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再次崛起提供智力支持。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模式应立足本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应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知识产权法的全面移植具有相对特殊性;构建犯罪构成模式不能脱离中国语境;我国传统四要件模式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刑法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必须与时俱进。     

当代英美法理学中方法论的转向及其意义——从“法概念”到“法理论”

当代英美法理学发展中呈现出了一种方法论转向,这一转向是以“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为标志的.早期的法理论家们致力于探讨法律的概念,然而德沃金对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实证主义理论所发起的攻击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到法理学方法论的争论之中.哈特秉持一种描述主义的法理学进路,而与之相反,德沃金、佩里则坚持解释主义的进路,此外,迪克森还试图以间接性评价法理学站居中间立场.这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议无疑触动了法理学的元问题,争议的本身比获致一个是非定论显得更加有意义.无论是描述性法理学也好,还是规范主义法理学也罢,任何一套成功的法理论必须符合能够说明法律的规范性本质及增进我们对于法律实践的理解这两个条件.     

李启家:法的精神实际上是良知

李启家,1978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1982年毕业。现任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1"要学习的话,不是学习具体形式做法,而要去找一种魂一样的东西。"     

从“飞机旅行案”看德国的民法方法论

我国民事立法体系虽已较为健全，但法学教育和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普遍认同的专业思维方法。“飞机旅行案”清楚地展示了德国以请求权为核心的民事案例解决技术，以及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如何突破逻辑涵摄的限制。该案的判决理由和学者的相关评论，还揭示了德国“法官法”的法源意义，以及法院判决和学说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良性互动。在民法方法论上，这一德国经典案例可为我国提供多方面的有益借鉴。     

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转化”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为我们从更高层次上解读国家发展现状、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高发展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领会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认识发展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和务实的政绩观。     

印度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及改革措施——兼论对中国特色行政文化构建的方法论启示

印度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及改革措施可以为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构建提供方法论启示。为应对传统行政文化中无回应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腐败严重和地方主义等诸多弊端,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制定公民宪章、建立社会审计制度、推广电子政务等。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构建要依据中国国情、政情,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宏大国际视野的原则,不断丰富中国特色行政文化的理论来源和制度根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价值论原则。     

“类型”与“事物本质”——关于考夫曼的法学方法论思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立法、执法、司法三者都在不停地调整和摆正自己的位置以更好地适应大众的需求,维护法治的权威。所谓正本溯源,笔者试图从德国法理学、刑法学大师考夫曼关于法律本质即"法是当为与存在的对应"的这一角度出发,从理论源脉上说明法律本质是什么,并以其为基点契合当今世界法理学几大主流研究主义,为法律工作者提供法学理论的背景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