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与美国技术变迁

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项研究试图通过二战后美国技术进步的个案展示:在美国面临苏联挑战的时期,美国技术进步的政府规模在极大地扩展.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和采购.而伴随着大规模、集中化的研发资金注入和政府采购,美国技术得以克服技术瓶颈,实现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因此,国家安全往往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世界重大技术呈现周期性变动的背后可能是由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周期所牵引.     

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

世界政治领导国的对外技术政策很大程度上源于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需要。当美国面临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时,更愿意通过放宽技术进口和出口限制来争取合作者、应对竞争者,即"利用强者打败更强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这一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应对直接、迫切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会促使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更重视当期利益,同时也为潜在竞争者的成长提供机会。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构成的大国战略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面临调整压力,以致于今为甚,通过发起对华贸易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了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今后很长时间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阻碍。     

国家安全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几经调整。本文试图回答,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又在什么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更倾向于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本项研究试图展示,中国现代化模式变迁背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动因。当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选择前一种发展模式;而当中国的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中国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后一种现代化模式。要理解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变迁,离不开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考察。     

国家权力变化与技术进步动力的变迁

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有两派学者对技术进步的推动力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双方关注的焦点在于:技术进步是由需求拉动还是靠供给推动.两派学者的争论反应在政治经济学中即:技术进步的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上,大国的技术投资在商业资助与政府资助之间呈现周期性的此消彼长,正体现了这种关系.为何大国的技术进步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动?本文试图指出,大国间的权力增长差距会显著影响技术进步方向.挑战国取得的权力增长优势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威胁感知,进而改变技术进步的市场规模与政府规模,从而影响技术变迁.     

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实验研究

实验方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相对欠缺.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单位的多元化使得实验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新方法的引入也能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风险偏好、集体行动、公平、歧视等领域的实验都可以运用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完中.实验方法的引入不仅有助于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指导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改革.     

政治进入壁垒与当代的中国政治发展

“壁垒”存在于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在政治生活中 ,存在“政治进入壁垒”和“政治退出壁垒”。政治进入壁垒有多种构成要素和不同类型。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存在一些政治进入壁垒 ,其中包括一些积极的政治进入壁垒和消极的政治进入壁垒。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 ,应消除那些消极的政治进入壁垒 ,适当设置或抬高一些积极的政治进入壁垒     

巴西“经济奇迹”为何中断

本文主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奇迹”突然中断的原因.在存在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巴西政府强调对产权的保护固化了原有的贫富分化,使巴西出现政治议题的极端化、收入分配的权力化、产业结构的畸形化和经济增长的债务化等问题.在非常态的激励结构下,政治家、企业家和民众都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巴西的“经济奇迹”也难以持续下去.本文将巴西与东亚地区以及美国进行比较,指出如果一国实施的产权保护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那么就可能重蹈巴西“经济奇迹”中断的覆辙.     

百年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转型压力——资本流动、产业——金融联系与自由秩序

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来自美国国内的严重冲击。这与一百年前,"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遇来自英国国内的冲击十分类似。为何在一百年间,英美两国均遭遇国内对国际秩序的严重冲击?本文指出,各国不同的产业-金融联系是一项"关键前情"。在解除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后,英美两国疏远的产业-金融联系加剧了资本跨国流动带来的问题。由于缺乏国内利益纽带约束,能够"用脚投票"的英美两国资本生产意愿降低;相对当地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议价能力提升。资本分得更多的经济份额。由贫富分化引发的政治问题日益凸显。理性的政治家利用国内分化的政治结构,动员国内民众,给自由国际秩序构成巨大压力。与英美不同,德国等有着紧密产业-金融联系的国家,即便面临资本全球化浪潮,国内冲击自由秩序的压力相对较小。基于其政治经济安排的特点,中国能为维护国际秩序做出积极贡献。     

世界政治“平靖进程”的技术变迁支撑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历了"平靖进程",具体体现为:"大国罕有战事""国家罕有消亡"。本文融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研究,展示二战后的技术变迁改变了大国的"意愿"与"能力",支撑了世界政治新变化。在马尔萨斯时代,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存物资稀缺,生存保障匮乏,人类面临持续的安全难题。二战后,技术发展影响了当代大国的"意愿"与"能力",让世界政治呈现新变化。技术变迁给大国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让大国使用武力征服的意愿降低;同时,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在"核革命"后,大国确保自身安全的能力更强,使得"大国罕有战事"。得益于技术变迁,大国利益半径扩大,即便距离遥远地域的变化也与自身息息相关,大国保障遥远海外利益的意愿提升;同时,技术变迁扩大了大国的权力投射,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保障体系稳定的能力更强,致使"国家罕见消亡"。随着技术变迁,世界政治已呈现出很多与传统智慧不同的方面,孕育国际交往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