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惩罚程度介于监狱监禁和传统的缓刑、假释之间的社区化行刑方式。作为社区矫正罪犯数量增加和社区公共安全保障的妥协产物,具有一定惩罚性的中间制裁主要包括严密的缓刑和假释监督、住宅禁闭与电子监控、军训式矫正中心、日报告中心、返回社区训练所、日罚金和社区服务等类型,以分层控制体系实现保障社区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各种制裁措施的适用依据是罪犯的罪行严重程度、矫治和服务需要。中间制裁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从美国校园枪击案透视犯罪青少年的人格障碍

连年不断的美国校园枪击惨案，不仅无情地剥夺了众多无辜的宝贵生命，还给无数个美国家庭制造了心灵创伤。在私人枪支泛滥、暴力文化流行的社会环境中，凶手的人格障碍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美国校园枪击案的根本起因。作为一种心理疾病，具有严重人格障碍的青少年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很容易走向暴力犯罪的极端。基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原因，我国青少年群体的人格障碍心理问题正日趋严重。部分典型案例警示，正视青少年的人格障碍问题，实行主动干预，是预防或减少人格障碍青少年走向犯罪的上策。     

刑事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之论纲

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能够得到有关社会组织或成员的支援和帮助的一种法律权利.它是社会人道主义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现,也是减轻被害人所受犯罪损害的现实需要.被害人获得社会援助权已纳入国际刑事人权保障的范畴,发达国家和地区较早地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援助体系,为被害人实际享有获得社会援助权提供了现实保障.我国目前尚未从法律上确立刑事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也缺乏援助被害人的社会工作体系,只是部分被害人获得了某些"边缘性的援助"或者司法经济救助.因此,立法上明确被害人的获得社会援助权,规范社会援助被害人的方式和内容,是被害人获得有效社会援助的制度保障.     

国际公约普选权条款在我国香港的适用问题

在国际法上,条约对某国具有拘束力或者适用于某国领土,并非指其具有直接的适用效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香港一直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其第25条乙项关于普选权的规定也始终没有对香港发生法律效力。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规定该公约原适用于香港的规定继续有效,含指该公约原不适用于香港的规定继续不适用。香港的政制改革、特别是落实普选目标的法律基础是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决定,而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公诉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与衡平

侦查权和公诉权是国家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重要权能。就其性质而言，侦查权和公诉权都是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公权力，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由于侦查权和起诉权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且各自的程序任务不尽相同，因而两种权力在服务于刑事诉讼目的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分歧，甚至有相互冲突的情形，从而导致程序效率的消减。因此，在刑事诉讼中适度衡平侦查权和公诉权的权力配置，既是程序科学运行的技术性制度安排，也是防范权力滥用的程序法治问题。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知情权是犯罪嫌疑人一项具有宪法权利属性的程序权利.赋予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是实现诉讼民主和程序法治、保障犯罪人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和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在一定范围内享有知情权.但对比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我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规定明显存在诸多不足.进一步拓宽犯罪嫌疑人的知情范围,规范其行使知情权的相关程序以及在其知情权受到侵犯时给予程序救济机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论电信诈骗犯罪立体防控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手机短信、电话和网络通信平台等电子通信手段实施的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因而公众要求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的呼声普遍高涨。电信诈骗作为一种受害面积广、涉及地域宽、犯罪金额大、查办难度高的侵财性犯罪，是传统的普通诈骗犯罪手段所不可比拟的新型犯罪。     

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赔礼道歉及其功能分析

作为犯罪行为人悔罪思过方式的赔礼道歉,是刑事和解程序中的重要环节。真诚、自愿的赔礼道歉,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源自犯罪行为人内心忏悔的赔礼道歉,具有补偿被害人心理损伤、安抚犯罪行为人自我良心以及重整社会道德尊严和法律权威之程序功能。在刑事责任承担的语境下,犯罪行为人赔礼道歉的动机复杂多样。在具体的和解实践中,犯罪行为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并决心改过自新,是确保赔礼道歉道德性的基本前提。     

论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冲突与协调

若以诉讼立场为划分标准,公诉人与被害人均为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主体,两者在惩治犯罪目标的指引下有一定的协同性。基于各自的程序利益重点不同,检察机关的公权力与被害人权利之间存有分歧,甚至是冲突也在所难免。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更多的是公诉权在程序运行中未能顾及被害人个人利益的需要。在域外,公诉权的运行虽不受被害人意志左右,但却十分尊重其情感需要并给予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从被害人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出发,国家权力充分尊重权利,是实现我国公诉权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协调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