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原因·对策——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智力扶贫的成本分析及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由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向知识性贫困转移。因而，国家的扶贫政策也应做相应调整，转向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综合素质为核心的智力扶贫上来。     

谈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环境要求

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状况复杂多变 ,缺乏稳定性 ,主要存在心理不适应、自我封闭、自我逃避和性心理障碍等问题。产生这些心理问题的环境因素 ,既包括大学生自身的因素 ,也包括社会的和学习的、生活的因素。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在于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 ,建立科学的预测系统 ,完善心理服务的机构和机制。     

社会排斥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去留两难

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主要原因在于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32的“社会排斥”。城市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现阶段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及社会责任的承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社会阶层开始发生剧烈分化.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目前已经崛起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推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社会阶层目前对社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在其强烈谋求政治地位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如何在提高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度的同时,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成为理论界和政府应当共同关注研究的课题.     

价值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价值视角来审视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关注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基本思维方式。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传统价值视野片面强调人类的主导作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失衡,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新的世纪,人类应以多维价值视野重新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等和谐地发展,从而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分化、流动与政治取向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民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民内部分化日趋明显,农民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农民的社会地位不断趋于边缘化.与此相适应,农民的政治取向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政治认同度和政治参与度逐渐弱化,从而对党的执政地位提出了挑战.因此,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发展农村经济,为优化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充分尊重农民利益,建立健全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尤其是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参政水平.     

农村集体公益事业的“一事一议”制度探讨——从村民参与的角度

自2000年以来,"一事一议"制度已经成为村级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的主要制度形式。经过10年来的实际运行,在一些农村,"一事一议"制度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境。从村民参与角度来分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一事一议"过高的组织成本,少数参与"一事一议"的村民利益受损,激励机制的缺失,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差异等。走出"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境,要合理估计组织成本,规范权力结构,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构建合理的村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确保村民对"一事一议"的参与达到制度预期。     

信任与冲突:基于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角色认同的理论分析

在社会管理格局中,信任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如何互动的一种反映。它包含两种形态: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分散分布,另一种是信任连续谱上的集中分布。社区居民在政府强势面前,会选择自己的特有行为方式—不明确表达、欺骗、讨价还价、抗争—来诠释他们与政府的信任冲突。政府角色认同获得的信任建构应该塑造两种制度化的机制:一个是基于平等主体的压力机制,另一个是基于制度化信任资源提供的激励机制。     

异化文化及其超越取向

本文指出: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人类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愈来愈明显,从而产生异化文化。所谓异化文化是指作为人的本质和主体性体现的文化在特定条件下转变成为统治和支配人的外在力量的文化。本文从传统文化的异化、技术理性文化的异化、意识形态文化的异化、神秘文化的异化四个不同侧面对异化文化的表现形态、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切入点,作者提出了超越异化文化,弘扬主体文化的构想,并从主体意识和主体价值两个层面对主体文化进行了阐释。     

价值、理性的分裂与同一:发展失衡的理论之源与重塑路径

作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两个维度,价值与理性的分裂不仅造成人类对自我的过度自信,从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而且也使人类过高地估计了理性精神的能量,从而丧失了道德主体的伦理关怀,泯灭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的道德自抑能力,最终导致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因此,消解价值与理性的裂痕,实现二者的内在统一,最终达成以超越主客二分为核心的文化样态,就成为科学发展观之实践有效性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