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大数据时代计算法学兴起及其深层问题阐释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延伸了法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范畴。在一定意义上讲,计算法学是计量法学进入大数据时代的产物。从学科构成看,计算法学属于实证法学的范畴,强调以法律事实为研究对象,以"发现的逻辑"和"证成的逻辑"定义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式,并且在探究行为逻辑、识别因果关系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价值。证成计算法学存在的合理性,可以从本体论、行为论、过程论、价值论的维度展开。方法论设定上,计算法学在兼容并蓄地吸纳了定性与定量、规范与实证方法的基础上,呈现出复合式、开放型构造,突出了混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     

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

学界普遍认为,二十多年来,我国行政诉讼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这一基本判断与近十年来各地法院在一系列重大案件中表现的主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基于历年相关司法文件及对四省法院的实践调查,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本文认为,行政诉讼的发展来自地方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开拓的局面下的自行突围.地方法院通过一系列策略性服从行为,在适当尊让地方政府的表面下,进行了自利性操作.其直接后果是法院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提升:法院在更深、更广层面上涉入地方政治过程,司法权从中得以扩张.这种“中国式”的司法扩张源于我国特有的条块双重领导体制,但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对公民权利的弱化保护,我国的法治建设依然道路修远.     

专家圆桌:“第五个现代化”启程

<正>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框架下,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又一个"现代化"提法,其中有何深意?     

蛇毒检测方法的实验研究

目的建立系统的蛇毒检测方法。方法通过对3种常见蛇毒样品检测,确定用ELISA法检测蛇毒的最适条件。结果本研究所建立的ELISA蛇毒检测法灵敏度为3.9ng/ml;交叉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特异性高,只有个别蛇毒存在交叉反应;样本从采集到检出时间在1h40min之内;动物实验显示,半致死量中毒家兔的血液蛇毒检测在中毒后48h内有效,中毒死亡家兔的血液蛇毒检测在死后72h内有效。结论所建立方法灵敏、准确、快速、简便,是一种可靠的蛇毒检测法。     

计算法学:展开维度、发展趋向与视域前瞻

在大数据时代的开放结构中,计算法学延伸了实证法学研究的知性体系和学科范畴,使法学研究迈向了更为纵深、更为宽广的畛域。计算法学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立场深嵌于法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范式中,如司法政治学、法社会学、犯罪学等。在计算法学方兴未艾之际,对这些学科研究主题及其理念分殊进行梳理和总结也就尤有意义。从既有的域外研究成果来看,计算法学研究的方法运用逐渐趋向科学成熟,研究视域不断拓宽,数据驱动与算法驱动多维推进,研究模式呈现出跨学科合作趋向。计算法学研究虽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法律实务界和各大高校追摹大数据前沿的脚步从未停歇,计算法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可盼的。     

人民陪审员参审效能的实证分析——基于36万余份刑事判决书的司法大数据考察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然而，“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似乎长期支配着学界对于陪审员的想象。以36万份刑事司法裁判文书数据和一手田野调研资料为分析素材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陪审员能够系统性地影响审判结果，陪审员的参与会使最终的判决结果更加“宽大”;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与法官的不同组合方式，也会给案件结果带来不同的影响。其背后的理论机制可被归结为：法官能够自利性地抵消陪审员的能力短板；陪审员能够能动性地发挥自身的能力优势；法官在组织合议庭时策略性地与陪审员结成“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