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视阈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脉络检视与范式反思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并对乡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常识性用法为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提供了框架,却可能陷入理念的空泛;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衍生出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乡村政治研究的重要指向,但其整体性品格往往容易遮蔽乡村社会的能动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新取向使乡村研究更加立体和丰富,但是否掌握了乡村研究的真谛仍需继续探讨。通过对三种范式的发展脉络进行检视,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根植于乡村研究的需要,亦应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转型与路径优化北大核心

后税费时代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出现了转型趋势:在选培环节,引领发展的能人型带头人成为重点的选培对象;在管理环节,带头人的职业化已逐步成为趋势;在监督环节,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渠道实现了制度化。带头人队伍建设的转型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纯洁性,取得了突出的建设成效。但不可回避的是,个别地区在部分建设环节上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为了高质量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尊重人民的选择,着眼实际强化带头人队伍选培的开放性;立足人民的需求,在带头人队伍管理中充分践行群众路线;围绕人民的认可,加大对带头人队伍的关爱与支持力度。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样态及执政能力建设》

正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能力的具体呈现,是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本文以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区域差异为着眼点,总结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富人治村"和"老好人治村"的不同实践样态,分析其治理逻辑、形成的根源及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要以"能人治村"引领农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博弈及路径创新——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范式

改革开放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税费改革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并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变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农民等三方利益主体在需求决策、财政筹资、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在当前的制度情景下,进一步走向各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同治理和利益均衡是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以日韩新村运动为借鉴

正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在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相似国情,两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开发农村、发展农村的重大成效,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一、日韩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经验和共通逻辑(一)日本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经验1955年日本开展的第一次新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设新村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1967年日本制定了针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称为"第二次新村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税费时代、后税费时代的发展变迁嵌入在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变量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受制度环境决定并随其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实现运行机制的路径创新。     

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与村社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运转的状态紧密相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可以看出,村社共同体能有效促成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而村社空心化的状态则使自主供给陷入困境。后税费时代完成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应发挥其自主供给的作用,而自治供给有效达成的实践指向则是重塑村社本位。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迁轨迹与路径指向——基于村庄治理的视角

税费改革之前的集体在公共品供给中有权有责,税费取消后却逐步成为无责权的＂空壳＂;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能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之中,而税费改革后却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税费改革后却逐步陷入＂无效＂走势。针对这种现状,应再造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责权,积极引入国家治理的力量,实现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创新。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