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入宪的历史回顾及意义评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第四部《宪法》，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人权”一直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遭到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对普世价值的吸纳，“人权”这一概念逐步得到正名，并最终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国语》的思想取向:"君子之行,唯道是从" ——"重写中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之一

《国语》为研究周代思想史的特征提供了生动的依据。一方面,周人肯定神灵的存在,主张"民神异业","绝地天通",重新恢复"神"的权威和神职人员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周人又将"人"提高到了与"神"同等的地位,要求"事神保民",达到"民神无怨",并将决定神意的根本归结到民意、道德上,提出"道而得神,是谓逢福""君子之行,唯道是从",倡导节俭利民的君德,体现出尚贤、尚信、谏失德、诛无道的人道取向。     

周代“义兵”思想的系统观照

周代的用兵思想是置于“仁义”的大政方针之下的,表现为“义兵”思想。《尚书·周书》中替天行道诛“独夫”的“革命”学说奠定了周代“义兵”思想的源头。周初姜太公提出的“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的主张可视为西周义兵思想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反对不义之战;儒家主张“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道家主张“存亡平乱,为民除害”;兵家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杂家主张“以义为战”;这些共同汇成周代以仁治军、以义用兵的思想交响。在“义兵”思想的指导下,周代的军事学说讨论、总结出许多战场取胜的战术规律,彰显着“人道”取胜的时代真谛。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下）——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教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论

1、“文气说”:文学生命论中国古代文论很强调文学作品如同有机生命体,应当充满健旺的生命力。所谓“文以气为主”、“诗文者,生气也”,倡导的就是这种生命力。中国古代的“文气”说,导源于哲学的“元气”论。元气论认为,气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它是自动的,它起初是混一的,后来分化为阴阳,再后来分化为天地男女、四时五行(这一环节,各家描述稍异),再后来化生万物;人禀“精气”而生,     

明清曲论中的“接受美学”

自宋元以来,说唱文学高度繁荣,这种被称为俗文学的审美形式,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按照俗众的审美需要进行创作。进入明代以后,说唱文学的形式开始被一些正统文人所利用,在戏曲中出现了“以时文为曲”和“以诗为曲”的创作倾向。出于对这种创作倾向的维护和反对,由是造成“文采派”与“本色派”之争。我们不妨借用“接受美学”这个概念来探讨一下“本色派”理论中的美学意义。 “读者中心”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所在,而明清曲论中的“本色派”就是坚持了“读者”这     

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上）——兼论周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期

“启蒙”的本义是开发蒙昧、清除荒谬、发现真理。“启蒙”并不是“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专利。在此前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领域,曾经发生过四次启蒙,它们依次出现于周代、六朝、明清、近代,启蒙的对象分别是夏商的神本蒙昧主义、汉代的“性善情恶”论和“性三品”说、隋唐宋元以儒家道学一理学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的荒谬悖理的纲常伦理体系。而“五四”运动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第五次、第六次启蒙,它们的启蒙对象分别是古代“奴隶道德”和现代“极左”思潮。原古以溯今,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种种规律性的重合昭然若揭：蒙昧至极,必生启蒙;真理逾过半步,即成谬误;人文的真理相通,谬误也相通;在重复的谬误处可找寻教训,在重复的启蒙处可总结真理——它是我们今天进行价值伦理重构、推动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宝贵资源。非常感谢祁志祥教授接受我们约稿,由于文章较长,特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邓小平人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本文以个人利益和思想自由这两个基本的人性一政治问题为焦点，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中，从肯定社会主义与全民富裕的联系、肯定个人利益的合法正当性、鼓励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反对个人崇拜和迷信四方面系统评析了邓小平的人学思想，揭示了其深邃的历史价值和强烈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