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模式——以反腐败专项合规为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可以分为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两种模式。我国刑法的内涵式立法特征使得难以在刑法中引入强制合规义务或者确立合规宽缓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二）》依然延用传统治罪模式,注重对腐败行为的惩处而非对腐败源头的预防,只能发挥合规间接激励的效果。与其寄希望于立法的直接激励转型,不如务实地从刑法解释和司法改革中寻找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直接化改造的路径和空间：事前合规通过阻断单位刑事归责,发挥合规直接激励功能;专项合规通过刑法解释成为信义义务来源,融入背信犯罪构成要件,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企业和企业家涉嫌的经营类犯罪均可获得事后合规从宽甚至出罪的直接激励。企业在建立专项合规体系时只有厘清专业性合规要素、重视预防性合规体系建设、统合合规管理与财务管理、逐步培育廉洁合规文化,才能有效预防专门领域犯罪的发生,避免受到腐败行为的侵害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企业合规研究述评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数据保护合规体系研究

数据保护合规是企业为防控数据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专项治理机制，由数据合规政策和数据合规管理流程两大要素构成。数据保护领域的合规风险包括违反合规政策性条款的数据滥用类风险，以及违反合规流程性条款的管理失职类风险。打造数据保护合规体系需要遵循有效数据合规、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一体化建设、对外合规与对内合规相分离、全流程数据合规、数据合规技术等基本原则。面对实践中数据保护合规的纸面化和针对性、体系性、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企业需要围绕数据保护合规政策和合规管理流程两个层面完善数据保护合规体系，强化数据保护合规政策与员工手册、合规组织、防范体系、监控体系、应对体系的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证人出庭实效观测——以Z省法院为样本

证人证言对刑事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规范和调整。通过对该法颁布一年半以来Z省法院司法实践中证人实际出庭的56起刑事案件的实证调研来观测证人出庭实效,发现其中既有案件类型较为丰富且相对集中、辩方提出出庭申请与辩方证人出庭数量均占多数等特点,也存在出庭证人对关键事实的证明质量不够理想、证人翻证等改变证言现象时有发生以及法官对口头证言的采信情况不佳等实践难题。司法系统对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遵循极大地制约了证人出庭实效发挥,应采取完善法律规范、构建制度依托、改革评价机制、充沛司法资源等措施促使证人出庭制度的改革,促进证人出庭实效的司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