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联合培养模式下法学藏汉双语教学的进路——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目前,法学藏汉双语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着培养目标模糊、师资和教材的匮乏、实际人才需求与培养目标之间存在差距等问题。文章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法学藏汉双语专业人才培养为例,以具体培养模式和教学活动为切入点,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一些建议和思考。     

“河长制”优化研究

"河长制"全面实施以来,我国河流管理与保护成效显著。"河长制"确认各级河长在河流管理保护中的职责,通过对河长每年工作履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实施严格追责等措施,促进了我国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的改善并向长久保持。在实践中,我国"河长制"面临着本质偏离、考核异化、多元共治欠缺的困境,使得河流治理容易出现短期、反弹等现象,影响了"河长制"的实效。为此必须通过明晰各级河长的责任,确保以责任驱动"河长制"工作;建立多层面的科学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坚持多元共治,弱化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来优化"河长制"制度,保障"河长制"的长效化、法治化。     

抵押预告登记优先受偿效力的解释论

作为预告登记的一个子类型,按照法教义学的逻辑推演,抵押预告登记并不产生优先受偿效力。但该制度的创设目的在于满足商品房预售交易中当事人的担保需求,若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最终无法实现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最终沦为具文。当符合已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且预告登记未失效等条件时,抵押预告登记转本登记的实质条件已满足,允许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直接行使优先受偿权并不违反物权法基本原理。虽然《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最终未对强制执行程序中抵押预告登记的效力作出规定,但不妨碍预告登记权利人依照该司法解释第52条第1款的规定行使优先受偿权。在破产程序中,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行使优先受偿权无须以已办理建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为前提,优先受偿的范围也不应限制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抵押财产的价值范围内。     

从康有为、谭嗣同的比较看近代哲学的书写

在中国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因而呈现出诸多相同性。在这个前提下尚须看到，两人的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相同性体现了戊戌启蒙思想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的话，那么，两人思想的不同性则显示了迥然相异的学术意趣和致思方向。将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异同关系置于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之下予以审视，便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深入思考。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试论商品化权

商品化权起源于美国,至今仍处于研究领域。商品化权应是一项权利主体将其拥有的能够创造商业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虚拟角色、真实人物及该文学艺术作品的名称和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人格标识等自己或授权他人使用的权利。它应由著作权法和人格权法来保护。     

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问题

为了探讨精神病人合同能力鉴定的相关理论 ,解决合同能力鉴定中鉴定标准混乱的问题 ,对合同能力鉴定的法律基础、标准、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 ,民事行为能力的广义、狭义区分进行了论述。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核心问题是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主张将合同能力分为有、无两级 ,强调合同能力的分级与民事行为能力的等级存在区别。并提出合同能力鉴定的程式为 :首先判定其行为能力 ,有行为能力相应具有合同能力 ,无行为能力即无合同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者 ,应根据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生活关联度 ,再分为有合同能力、无合同能力。     

俄罗斯军队的职业化变革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其军事力量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竟然在短短的十多年里通过自身的变革,由以前两三百万人骤减到百万左右,的确令人震惊。本文将从俄罗斯军队职业化改革这一角度来观察俄军队改革的艰难历程。一、各国军队职业化变革的历     

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由于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逐步陷入了发展的困境——生态环境恶化。摆脱发展困境的唯一选择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与实施必须有公共政策作保障,因为公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只有加强与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